刘秉忠《藏春集》文献研究综述
内容提要刘秉忠是元朝杰出的政治家，随着前辈学者对元代历史和元代文学的重视，刘秉忠及其《藏春集》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本文即对元代至今有关刘秉忠《藏春集》的研究成果进行详尽梳理和总结，并对其研究的不足之处提出几点建议。
关键词刘秉忠；藏春集；文献综述
刘秉忠（1216——1274），河北邢台人，初名侃，字仲晦，法名子聪，自号藏春散人，至元元年（1264年），受命还俗，赐名秉忠。他精通音律，擅长诗词，有《藏春集》传世，自元代以来，特别是近现代以来对于刘秉忠诗词曲及其《藏春集》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本文从总体研究、诗歌研究、乐府研究、散曲研究、诗歌理论研究几个方面对其研究现状进行归纳梳理。
一、总体研究
刘秉忠的《藏春集》是保存刘秉忠诗词最全面的一个本子，在其死后由其子兰璋和其妻窦氏收集整理，惜已不存，如今保存下来的是明朝马伟整理出版的本子，总共六卷，前三卷为七言律诗，第四卷为七言绝句，第五卷为词，最后一卷是诰敕、行状、墓志铭等。
对于《藏春集》的总体研究，就是对刘秉忠流传的文学作品进行总体观照，包括《藏春集》的内容、诗词、风格等等，早在元代，刘秉忠同时期的同僚、学生就曾对刘秉忠的诗词有过评价，谓其“诗章乐府，又皆脍炙人口”；杨镰《元史》中对刘秉忠的诗歌特色作了整体评价，谓其“萧散闲淡，类其为人”这一评价影响深远，“萧散闲淡”已经成了刘秉忠诗词的定评；明朝天顺五年黎近在《藏春集后序》亦对刘秉忠的诗词作了整体的评价，谓其“清新壮丽，洒落浑脱”；之后，到清朝四库馆臣编《四库全书》时，四库馆臣对刘秉忠《藏春集》的评价是“所作大都平正通达，无噍杀之音。”近代最早对刘秉忠《藏春集》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末台湾的孙克宽的《元代汉文化之活动》[1]，其中即提到了刘秉忠的《藏春集》，是目前最早的关于《藏春集》的研究文章，台湾也是较早对刘秉忠进行研究的地区。
到了90年代，邓绍基在其《元代文学史》中，对刘秉忠及其诗词都进行了研究论述，“如果孤立地按诗词创作成就说，刘秉忠在元代诗坛无甚地位，但从元代诗词的发展轨迹着眼，他的作品却有一定的代表性。”清楚地指出了刘秉忠诗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2]。之前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亦提到了刘秉忠的诗是“盖振唐风之郎丽，救宋诗之伧野者也。”[3]，但仅就其诗而言，未及其词，姑且放在诗歌研究方面。
1996年，赵永源发表《关于刘秉忠及其佚诗》，文中对《藏春集》及其佚诗进行了辑佚和解读，对完善《藏春集》和刘秉忠文学的研究无疑是很有帮助的[4]。之后，对刘秉忠文学进行总体观照的研究，则可上溯至本世纪初，尹红霞的硕士论文《论刘秉忠的学术与文学》，是第一篇全面研究刘秉忠的学术与文学的学位论文，其中在“刘秉忠及其学术观照的基础上，对其文学理论与创作第一次全面而深入的进行探讨与阐析，并于横向的比较中突出其自身特色与成就，于纵向的客观审视下给予其在元代文学发展中应有的评价和地位。 ”[5]
2005年，查洪德的《刘秉忠文学文献留存情况之考查》一文对刘秉忠的文学作品的留存情况作了考查，并对其中的一些作品进行了辩伪工作，对于刘秉忠文学的研究无疑是很有帮助的[6]。次年，查洪德又发表《刘秉忠文学成就综论》对刘秉忠的诗、词、曲都作了全面的解读[7]。2007年，孙晓宏《刘秉忠诗词中的道家情怀》对刘秉忠的诗词中透露出的道家“情趣和意味”进行了解读[8]。2015年，杨曾文的《元初功臣僧子聪——刘秉忠》一文，最后一节单独对刘秉忠的《藏春集》的诗歌风格、诗歌内容进行了总体观照[9]。
综上，对于刘秉忠《藏春集》的总体研究在数量、质量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果，有单篇论文，也有学位论文，从古至今，历代学者对刘秉忠诗词的风格特色总体上已经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代表学者有邓绍基、尹红霞、查洪德等，不过这些成果相对于已经是文学史上的经典名家来讲是远远不够的，对于刘秉忠《藏春集》的全面、深入的研究工作还需更多的学者参与挖掘，这样才能更客观、公正地评价刘秉忠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二、诗歌研究
《藏春集》存诗390首，其中七律239首，七绝151首。对于“藏春诗”的研究最早的是钱基博先生，他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对刘秉忠的诗歌风格、特点进行了总体把握，谓其“尤工七言律绝”“盖振唐风之郎丽，救宋诗之伧野者也。”[3]。
1993年，黄瑞云的《元诗略说》按时间顺序对元朝的著名诗人进行了论述总结，提到刘秉忠的诗“虽明易畅达，但大多平庸浅露。”，说刘秉忠的作品大多是“打油诗”，显然是不公允的一家之言[10]。1996年，刘景毛《刘秉忠的征云南诗》第一次用专文系统的讨论刘秉忠在跟随忽必烈征云南时期写下的诗歌[11]，2006年，陈水根在《宋末元初江西词派的第一人——刘秉忠及其词》一文中，也提到了刘秉忠抒发“征途苦辛”的征云南诗[12]，之后，燕艳的学位论文《刘秉忠的政治思想与诗歌创作》也有对其征云南诗进行论述，不过燕艳的创新之处是把其归入军旅诗中[13]，这一举措几乎囊括了刘秉忠的全部随忽必烈征战之时所写的作品，这一举措对后面刘巍的学位论文《刘秉忠诗歌研究》在论述刘秉忠的征旅诗方面也有所影响[14]，2014年葛仁考先生在其专著《元朝重臣刘秉忠研究》中对刘秉忠的征云南方面的诗有所观照[15]。以上对于刘秉忠征云南诗和其他的军旅之作的研究可以说都是受到了刘景毛的启发和影响。
2003年，杨镰《元诗史》中对刘秉忠的诗歌特色也有关注，认为“刘秉忠的诗只是要抒写个人胸襟怀抱，倾吐心中的志趣追求”，洵为的见，刘秉忠的大部分作品都是此类之作[16]；同年，尹红霞在其学位论文《论刘秉忠的学术与文学》中，在全面观照刘秉忠的文学的同时，对其诗歌特色也有所讨论[5]。同样，查洪德的《刘秉忠文学成就综论》一文也对刘秉忠的诗歌特色有所观照，特别在其赠答诗上[7]；之后2008年，燕艳在其硕士论文《刘秉忠的政治思想与诗歌创作》里面，有两节篇幅对赠友诗、送别诗进行了论述，可以说是受到了查洪德先生的影响[13]。
2005年，尹红霞《刘秉忠诗歌艺术论》，对刘秉忠诗歌“体现出平淡冲和的总体艺术特征”从“其诗歌所体现的清冷静僻的形象特征、闲淡迂徐的抒情格调以及平易自然的语言特征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解读，观点鲜明，论证充分，准确第把握了刘秉忠的诗歌特色[17]。2007年，涂珊君《论刘秉忠及其》对刘秉忠的生平、思想和其《藏春集》的内容、艺术特色作一个较全面的论述[18]。
燕艳《刘秉忠的政治思想与诗歌创作》一文里面，第一次对刘秉忠有关家乡的诗歌进行了观照[13]，2007年和2013年燕艳发表的《略论刘秉忠的怀乡诗词》[19]和《略论刘秉忠的怀乡诗词与邢州之治的理念》[20]两篇关于刘秉忠怀乡诗词和故乡情结的研究，都是在其硕士论文基础上的扩展讨论，同时对刘秉忠的怀乡词也有论及。
2011年，任红敏《金莲川藩府文人仕与隐的冲突》中分析了刘秉忠在诗词中所展现出的仕与隐的矛盾冲突[21]；同年，任红敏还发表《刘秉忠诗词的太羹玄酒之味》[22]，对其中诗歌中所展现的“太羹玄酒”之味进行了分析解读；同样的，任红敏《道教文化对刘秉忠诗词的影响》一文对刘秉忠刘秉忠受道教文化影响的诗作也作了论述[23]。
2012年，喻静的《刘秉忠及其“藏春诗”》不仅论述了刘秉忠的生平事迹，佛教传承，还用大半的篇幅论述了其“藏春诗”，认为“‘藏春诗’在诗史上的基本定位应该是禅僧诗兼士大夫诗。”[24]这一定位，尚有商榷的余地。同年，王素芬的学位论文《刘秉忠的儒、释、道思想与诗歌研究》从儒、释、道三家思想全面观照了刘秉忠的诗歌创作和诗歌内涵，对刘秉忠及其诗歌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影响[25]。
2014年，何潇潇《于细微处辨异同——试论刘秉忠与陶渊明的异同》一文从刘秉忠与陶渊明的家世背景、仕途经历、文学风格等方面比较了两人的异同，其实二人的确有很多比较之处，特别是在诗歌方面，都以平淡、自然著称，正如作者所说的两人的文风比较方面“还有很多可挖掘的地方”[26]，这也为我辈后学指出了向上一路。
2015年，任红敏发表《三教通融与元代禅宗僧人刘秉忠诗词的文化意蕴》一文，对刘秉忠的“三教通融”的思想及对诗词的影响作了分析论述[27]。杨曾文《元初功臣僧子聪——刘秉忠》一文里面也有关于刘秉忠回乡、言志、禅颂等诗歌有所论述[9]。
2016年，宋晓念发表《刘秉忠中的禅宗思想》，此文以《藏春集》中的诗歌为主“在分析佛教禅宗思想的基础上,解读《藏春集》中诗歌作品所蕴含的禅宗理念,将作品的文本分析与禅宗思想的基本特征有机地结合比对,总结提炼出刘秉忠诗歌创作表达的即心即佛、顿悟成佛、无念为宗、即世间出世间的佛学主题。 ”[28]；辛昕的《元初北方诗人的塞外景物民俗诗——以刘秉忠、郝经、王恽为例》则以刘秉忠、郝经、王恽三人为例探讨了他们的塞外风景、塞外风俗之作，分析了这一时期的大量涌现的原因和特色[29]。
2017年，刘巍的学位论文《刘秉忠诗歌研究》从其生平思想、题材内容、艺术风格、地位与影响等方面全面观照了刘秉忠的诗歌，是目前研究刘秉忠诗歌的集大成之作[14]。
从上可以看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刘秉忠的诗歌是一大热点，在这方面的研究，无论是诗歌题材上还是诗歌内蕴上都取得了非常丰厚的成果，主要的学者有刘景毛，尹红霞，任红敏，王素芬，刘巍等等，不过，对于“藏春诗”的研究尚未达到面面俱到的程度，依然存在挖掘的空间。
三、乐府研究
乐府即是词，《藏春集》中的第5卷就是《藏春乐府》，历代学者对于“藏春词”相对于“藏春诗”而言是比较看好的，认为刘秉忠的词好于他的诗，因此，对于刘秉忠“藏春词”的研究也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
最早关注刘秉忠的词的是晚清的王鹏运、陈匪石和况周颐，王鹏运在《藏春乐府跋》中对刘秉忠的词风作了归纳——“雄阔而不失之伧楚，蕴藉而不流于侧媚”[30]，影响深远。陈匪石在其《声执》[31]和况周颐在其《蕙风词话》中亦对此一概括深表赞同，同时对藏春词的风格进行了自己的概括，谓之“豪放飘逸，清新隽永”[30]。
之后一段时间，刘秉忠的词作缺乏知音，直至上世纪70年代，台湾的郑骞先生出版《景午丛编》，其中上编对刘秉忠有专篇的文章进行讨论，认为“藏春词佳处在性情深厚、襟抱磊落、悲天悯人之胸怀、深沉之思想尤为历来词家所无。”[32]。
80年代，周笃文在《词学》（第一辑）《金元明清词选序》中认为《藏春词》“充满了英雄气概”，同时认为王鹏运评刘秉忠词一语中的、切中要点[33]。1987年郭扬在其《千年词》一书中，对王鹏运对藏春词的评价“雄廓与蕴藉兼而有之”表示认同[34]；1991年李昌集的《中国古代散曲史》一书不仅对刘秉忠的散曲有所论述，对其藏春词也有所观照，认为其词“多‘言志’之作”是“‘诗化’之词”[35]；同年，邓绍基在其《元代文学史》中论述其词道：“偏于直露，宗豪放却无豪放派的艺术魅力。”[2]
进入新世纪，2001年陶然、诸葛忆兵在其《金元词通论》中认为“刘秉忠之词代表了文人谋士在此风云际会之时的心态。”[36]；2003年，钟振振《元词中的一篇归去来兮辞——元人刘秉忠（仓陈五斗）词赏析》是新世纪以来第一篇对刘秉忠具体词作的赏析解读的文章[37]；同年，尹红霞的硕士论文《论刘秉忠的学术与文学》认为其词是“疏野苍凉”的，并结合具体词作进行了分析解读[5]。
2005年，马兴荣的《读元词札记》一文中，对刘秉忠的词作及风格特征也有所论及[38]；李向军《校正补遗》一文对唐圭璋主编的《全金元词》收录的刘秉忠词进行校正补遗，并“据元人熊梦祥《析津志》补录其佚词一首。 ”[39]；同年，李向军的毕业论文《刘秉忠研究》是第一篇专门研究刘秉忠《藏春词》的毕业论文，从其创作传承、艺术个性、意蕴内涵、词调、词律、词韵等几个方面进行详细研究，是迄今为止国内《藏春词》研究方面最全面、系统的研究论文[40]；查洪德《刘秉忠文学文献留存情况之考查》一文，对《全金元词》收入而《藏春集》未收的《木兰花慢·混一后赋》一词进行了辩伪，认定“此作绝非刘氏作品。”[6]
2006年，陈水根《宋末元初江西词派的第一人——刘秉忠及其词》对藏春词作、风格、思想情怀等进行了探讨[12]；查洪德《刘秉忠文学成就综论》一文，对刘秉忠的文学成就作了总体的观照，同时对其词作及内蕴进行了发掘论述[7]；2007年，孙晓宏《刘秉忠诗词中的道家情怀》对刘秉忠词作中蕴含的“道家情味”作了分析论述[8]。燕艳《略论刘秉忠的怀乡诗词》对刘秉忠的怀乡词作也作了分析[19]，其2013年发表的《略论刘秉忠的怀乡诗词与邢州之治的理念》也是类似之作，不过观其全文，这篇文章关注更多的是怀乡诗，同时通过刘秉忠的政治举措分析了刘秉忠的故乡情结[20]。
2007年，林妙玲学位论文《刘秉忠研究》从版本校订、生平交游、内容风格、形式特色、山谷诗论之承继五个方面对刘秉忠的词及词学观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是台湾地区研究刘秉忠“藏春乐府”最系统的学位论文[41]。
2011年，尹红霞《藏春词曲成就略论》一文对刘秉忠的在词曲方面的成就作了概括，并认为其词“不是以豪放称,而是以疏野之相、苍凉之意交融而成的一种疏野苍凉的整体风貌。”[42]，同年，尹红霞《浅析藏春词艺术特色》也是持这一观点[43]，其实，早在2003年，尹红霞的毕业论文《论刘秉忠的学术与文学》已经提出来了[5]，此时来讲已是老调重谈，并无创新之处；同年，任红敏《刘秉忠诗词的太羹玄酒之味》其中更多的是关于刘秉忠诗歌风格所展现的“太羹玄酒之味”的分析[22]，而没有对于词作的分析论证，是其不足之处，也是有待发掘，不过，在其《道教文化对刘秉忠诗词的影响》一文中，则不像上文，对其词作中有道家思想影响的词作也作了分析论述[23]。
从上可以看出关于刘秉忠“藏春词”研究从晚清到如今，对于“藏春词”风格的把握、内涵的挖掘、词学史上的定位都取得了很多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王鹏运、李向军、林妙玲、尹红霞、任红敏等学者，基本上奠定了刘秉忠“藏春词”研究的基础，现代学者的研究已难超出前人的范围，如果要挖掘可以从比较研究、对后世的影响等方面或尚有突破的余地。
四、散曲研究
刘秉忠有散曲[南吕]《干荷叶》八首和[双调]《蟾宫曲》四首，总计12首收入在《全元散曲》中，相对于其诗词和同时代的散曲作家而言数量较少，不过在有元一代，其散曲具有代表性，历来受到曲学大家的好评，因而，刘秉忠散曲研究也是研究刘秉忠文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全面把握刘秉忠的文学成就和文学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明朝的杨慎，最早论及刘秉忠的散曲，说[干荷叶]是刘秉忠“自度曲”“曲名[干荷叶]，即咏干荷叶，犹是唐词之意。”，同时在其《词品》中，还对刘秉忠[干荷叶]其五（南高峰）作了赏析[44]；上个世纪初期，吴梅《顾曲尘谈》中，论及刘秉忠的散曲[干荷叶]，承袭杨慎对于刘秉忠[干荷叶]的批评，“咏干荷叶，即用[干荷叶]为牌名，犹是唐辞之意。”[45]；50年代，一学者在《文学遗产》1954年第六期发表一篇文章，对刘秉忠的[干荷叶]进行过讨论，反驳了“索隐派”考据家认为刘秉忠[干荷叶]具有“家国之感”和“身世之恸”的观点。
改革开放之后，前辈学者在挖掘刘秉忠散曲的内涵的同时，也开始关注其风格特色。1985年王文才《元曲纪事》是最早论及刘秉忠散曲的著作，“元人习语以‘干荷叶’喻男女失偶，则秉忠首曲乃拟俗曲，即以首句作调名，亦民歌常例。”[46]；1991年，李昌集《中国古代散曲史》也对刘秉忠的散曲有所提及，谓其散曲与词一样具有“诗化”的倾向[34]；1993年，赵义山《元散曲通论》论及刘秉忠的散曲“既有浓郁的民歌风味，又有浓郁的市井气息，但造语自然圆熟，又非纯民间之物可比。”[47]
进入新世纪，对刘秉忠散曲的研究又迈向新台阶，2002年，谢真元，聂心蓉《刘秉忠散曲的价值呈现》“在分析刘秉忠现存小令艺术特色的基础上,从其中体现出来的主题、审美范式的变化等方面,具体评述了他的散曲创作在散曲发展正确道路上的开创之功。 ”[48]；同年，谢真元，聂心蓉《论刘秉忠及其散曲》“从其人生遭际、人格心态诸方面探讨其散曲的内容及其审美趣味,从而全面展示其曲、其人的风貌。 ”文中认为“萧散闲淡不仅是他（引者注：指刘秉忠）的曲风，也是对艺术、人生的双重追求。”[49]；2003年，尹红霞《论刘秉忠的学术与文学》对刘秉忠的学术与文学进行整体观照，其中有专节对刘秉忠的散曲进行讨论，认为“刘秉忠散曲以其较高的成就在散曲发展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5]。
2005年，查洪德《刘秉忠文学文献留存情况之考察》一文对刘秉忠的文学留存情况作了梳理，并对刘秉忠散曲[干荷叶]作了辩伪，认为[干荷叶]第六至第八首不是刘秉忠所作，应该“毫不犹豫地将之从秉忠作品中剔除。”[6]；在2006年查洪德《刘秉忠文学成就综论》对刘秉忠的散曲也有讨论，认为刘秉忠的散曲“还不具备元散曲的典型风格”“带有明显的从词向曲过渡时期的特点。”并同样认为[干荷叶]第六至第八首不是刘秉忠所作[7]。
2011年，尹红霞《藏春词曲成就略论》在论及刘秉忠散曲的时候，认为“刘秉忠以朝廷重臣的身份而向民歌学习,从而创造出一种清新活泼、通俗自然的曲体风格,昭示着元代文人散曲创作的正确道路。 ”[42]；同年，李澍懿《刘秉忠小令真伪考》对刘秉忠的《干荷叶》进行了分析辩伪，并得出结论认为“在未有新的发现之前，依照《阳春白雪》将《干荷叶》八首小令归于刘秉忠名下是较为稳妥的做法。”[50]
从上面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对于刘秉忠散曲的研究从明杨慎开始到现在，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不仅有关于刘秉忠散曲内容、内涵的研究，也关注其风格特色、语言特点，进入新世纪，在研究刘秉忠散曲内容、风格的基础上还对其真伪进行考证挖掘，主要的学者有李昌集，赵义山，谢真元、查洪德等，对于刘秉忠散曲的研究是比较充分的，不过在散曲研究方面，在曲调、曲牌、曲律上尚有挖掘的空间。
五、诗歌理论研究
刘秉忠《藏春集》中有很多论诗诗，是研究刘秉忠文学思想、文学主张的主要根据。
对于刘秉忠论诗诗的研究是本世纪才开始的，2003年，尹红霞《论刘秉忠的学术与文学》是最早关注刘秉忠的诗歌理论，从其论诗诗中提炼出（一）无滞之心；（二）诗意须圆；（三）言贵“辞达”三个主要的诗歌主张，为后来学者对刘秉忠文学主张、诗歌理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5]。李向军《刘秉忠研究》，其中对于刘秉忠的词学主张认为是“以诗为词”、“诗词一理”，同时认为“《藏春集》的论诗之语同样代表着秉忠之于词体的文学观念。而这其中‘骚雅’、‘温柔敦厚’的诗教之旨始终是秉忠追求的创作圭臬。”李向军从刘秉忠论诗诗中提炼出的“骚雅”、“温柔敦厚”的诗歌主张，同样具有重要的影响[40]；2008年，燕艳《刘秉忠的政治思想与诗歌创作》继承李向军对刘秉忠诗歌理论的提炼，“主张学习‘骚雅’”，并进行了扩展研究，认为“刘秉忠的诗歌理论在兼融‘骚雅’的基础上，发展为性灵、神韵、格调的兼融。性灵、神韵、格调兼融的粘合剂是‘自然’，‘自然’是三者的契合点。”，其中燕艳在“骚雅”基础上提出的“自然”，对研究刘秉忠的诗歌理论具有重大的意义[13]。
2011年，尹红霞《浅析刘秉忠学术对其文学思想的影响》一文中，受燕艳的启发和影响，提出“刘秉忠文学审美的最高理想亦是以‘自然’为宗。”同时把刘秉忠的“自然”与前代的陶渊明等等诗人追求的“自然”进行了比较论述，认为刘秉忠的“自然”“更多了一点哲人的理思，少了一点诗人体验下的‘真趣’”谓其“仍然缺少一份灵动的神韵。”[51]，针对这一点，尚有待商榷；同年尹红霞《浅析藏春诗论之尚“圆”与“辞达”思想》一文，专门对刘秉忠的诗歌理论进行了论述，认为“刘秉忠于诗歌创作，亦以自然为宗，要求诗意须‘圆’；言贵‘辞达’。”[52]
2012年，王素芬《刘秉忠的儒、释、道思想与诗歌研究》对刘秉忠的诗歌理论亦有所研究，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炼出三个主要的诗歌理论（一）崇尚自然，彰显真实自我；（二）提倡骚雅，凸显社会人生；（三）力主创新，变化规矩格套。在这三个大方面之下，对刘秉忠的“无凝滞”“辞达”“诗意须圆”等已有所论述，同时提出了“创新”这一诗学主张，对于丰富刘秉忠的文学主张具有重要作用[25]。
2017年，刘巍《刘秉忠诗歌研究》在第一章中，提出刘秉忠的诗学思想是“自然而然”与“自得其得”，并分析了其诗学思想形成的原因[14]。
综上，对于刘秉忠诗歌理论的研究是一个从无到有，从不全面到逐步完善的过程，主要的学者有尹红霞、李向军、燕艳、刘巍等，经过近20年的努力，对于刘秉忠诗歌理论、文学主张已经清晰明了，对于刘秉忠诗歌理论的研究，对于更好把握刘秉忠的诗歌创作、诗歌特色、诗歌风格，更全面、客观、公正地评价刘秉忠的文学价值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刘秉忠的文学，对于其诗歌理论、文学主张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结语
以上通过整体研究、诗歌研究、乐府研究、散曲研究、诗歌理论研究五个方面全面地梳理刘秉忠的研究成果，发现对于刘秉忠文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丰硕的成果，特别是在“藏春诗”和“藏春词”这两个方面，无论是在题材内容、思想内涵还是诗词风格上，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观照，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散曲研究方面，由于刘秉忠流传的数量较少，相对于其诗词来说研究成果相对也就较少，但这并不代表刘秉忠的散曲不重要，相反的，在散曲史上，刘秉忠的散曲具有不朽的地位，数量虽少，但是质量上乘，具有典型性，历来为曲学家所赞赏。因而，对于刘秉忠散曲的研究仍需要更多关注和挖掘。刘秉忠诗歌理论的研究比起其他方面的研究发生更晚，是在本世纪初才开始的，但是后出转精，刘秉忠的诗歌理论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片面到全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刘秉忠的诗歌理论的研究，这也是研究刘秉忠文学的重要一环。之后对于刘秉忠《藏春集》的研究仍需要进一步加强，因为至今为止，刘秉忠《藏春集》还有很多需要深入挖掘的地方，还有很多方面是学界尚未注意到的，比如其言书诗、效宫体诗、咏物诗；羁旅行役词、咏史词，咏物词等等，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论述，此外，刘秉忠的散曲研究，也需要更深入的探讨，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地把握刘秉忠的文学特色、文学成就，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客观、公正地评价其文学价值、文学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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