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公元1723年至1735年）,本名爱新觉罗.胤禛，出生于公元1678年，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三位皇帝。因为雍正帝之前曾被封为雍亲王，即位后采用雍正为年号。康熙晚期，吏治腐败，各省钱粮亏空极其严重，东南的台湾险些爆发叛乱，福州等地发生兵变，大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面对这个烂摊子，雍正登基后，实行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军事上，平定了罗卜藏丹津叛乱；社会制度上，实行改土归流，废除贱籍制度；财政上，实行摊丁入亩，火耗归公，建立养廉银制度，实行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制度；政治上，设立军机处，强化密折制度。
一、 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
雍正皇帝继位伊始，青海蒙古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对于清廷不许他干预西藏的控制权和族内混乱方面的规定深感不满，于是掀起叛乱。雍正元年十月，雍正授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指挥清军平定叛乱。此战，年羹尧剿抚并施，部署严密，清军调度得当，及时防止了叛乱的蔓延，并很快将叛乱平定。此战意义深远，战后清廷对青海地区的行政建制作了重大改革，改西宁卫为西宁府，同时派驻西宁办事大臣，管理青海一切政务，不仅加强了清朝对青海以及藏族地区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使青海完全置于清朝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之下。
二、 有魄力、勇于改革图新
面对康熙末年政吏废弛的局面，雍正皇帝做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实行摊丁入亩、实行改土归流、废除贱籍制度、实行火耗归公，建立养廉银制度、实行官绅一体当差纳粮。
何谓摊丁入亩？雍正元年，雍正帝批准直隶巡抚李维均的奏请，实行丁银摊入田赋一并征收的原则。简单点说就是从以前按每户人口多少缴税变成现在按田地面积多少缴税。这一举措取消了中国封建社会一直沿用的“人头税”，彻底改变过去按人丁、地亩双重征收标准，减轻了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负担，促进了人口增长，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减小了贫富差距。
“改土归流”，即改土司集权制为流官制。雍正四年（1726年），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取消了土司，改派可以随时任免的流官。这一政策主要是针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主要目的是废黜土司制或土司集权制。西南地区民族混杂，地形更加复杂，自明朝时期在一地区就一直是形式上的归附政府，而实际行政权力都在各个土司手中。土司制度弊病很多，土司对内残暴统治少数民族，对中央政府叛服不常，骚扰周边村庄，土司之间也不断发生战争，常年征战，民不聊生。明朝时期中央政府就有“改土归流”的想法，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成功。改土归流有利于消除土司制度的落后性，同时加强中央政府对西南边陲的统治，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雍正帝在人权方面有一项改革，就是消除了一类人的贱民籍。雍正元年，雍正帝命令摘除山西、陕西“乐户”籍，同年九月，下令除去绍兴“惰民”籍，雍正五年，废除粤东“蜑户”籍，使他们成为民户。废除贱籍，让中国避免了种姓制度。
所谓“火耗”，就是碎银加火铸成银锭时产生的一定损耗。清初沿袭明制，各地征收钱粮，这部分损耗由百姓承担，就要在正常税收外再增加一部分。然而，到底“火耗”是多少，之前政府没有明确规定，那么官员们就可以钻营这个漏洞。康熙末年，各地官员以火耗为名，肆意横征中饱，已无法限止。雍正二年（1724年），山西巡抚诺眠与布政使高成龄奏请将该省各地加派的火耗，提解至布政使司库，以二十万两补完该省亏空，除公用外，分发给地方官员，称为“养廉”。雍正帝指出，历来火耗皆州县征收而加派横征，侵蚀国库不下数百万。原因是各州县征收火耗分送上司，种种馈送，名目繁多，州县肆意贪污，上司曲为容隐，这是从来的积弊，应当消除。他采纳了山西官员的建议。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帝又命令各省督抚，根据该省情形酌议具奏，着为定额。这一改革形成制度，称为“养廉银制度”，又称“耗羡归公”，即由上级官府依定额发给官员。以后火耗一分为三：一份给地方官养廉，一份弥补地方亏空，一份留地方公用。此举集中了征税权利，减轻了人民的额外负担，增加了外官薪给，对整顿吏治、减少贪污有积极作用。
“一体当差，一体纳粮”或称“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 此政策是指”官员地主也必须缴纳赋税。“即废除他们免税的特权。古代收税，只到老百姓家，官绅不交税。老百姓还要当差，即服兵役和徭役，官绅是属于统治阶级，不必当差不交税。康熙执政四十余年之后国家财政出现危机，税收收入有限。而因固有的封建社会中考取功名者免徭役赋税的制度，官员地主一类真正富有的人却不需上交多少赋税，不但使财政负担落在穷苦百姓身上，而且国库空虚，因此出台此政策优化税收结构，不但使社会富有阶级承担更多的税收责任，同时也减轻了贫穷百姓的负担。
三、加强中央集权，善于识人、用人不疑
政治上，为了加强统治和中央集权，雍正帝实行了几项措施，包括推广密折制度，设立军机处。用人方面知人善用，显示了他卓越的识人，用人才能。
雍正帝扩大了密折的范围和内容。密折有助于皇帝更好的了解下情，掌握动态，有针对性的制定措施，有效的实施统治。
雍正七年，西北战乱再发，在之前两任大将军先后倒台之后，在雍正皇帝帝位稳固之背景下，雍正皇帝决定亲自掌控战局。因此，一改雍正初年大将军年羹尧专困之方针，由中央遥控前方，统一部署供给与制定前线战略战术。显然，这等庞大繁杂工作，仅靠皇帝一人肯定累死了也忙不过来，所以皇帝亲信之臣怡亲王胤祥、大学士张廷玉和户部尚书蒋廷锡三人战事临时委员会成立了，随着战事之深入，仅靠核心三人也难负重任，“委员会”进一步扩编，而且有必要挂牌以示众，军机处这一存在近二百年的，大清王朝最为重要的“临时机构”成立了。虽然这次战事的战果不佳，但是雍正皇帝发现，如此政令直接上传下达，省去一些会议探讨的中间环节，确实高效。而且，通过中间环节的省略，一些机密事宜知之之人更少，保密工作更有效，对于加强皇权和乾纲独断有极大好处，所以军机处就一直“临时性”保留了。随着军机处在大清王朝的进一步发展，首席军机大臣已然成为了大清王朝的名义上的宰相，军机处之地位可见一斑。
雍正皇帝在用人方面唯才是举，不论出身，重要大臣多系破格提拔而来。康熙帝晚年懒于政事，同样也喜欢大臣安静稳重，不要惹是生非。自然，在那段时间，政风就比较沉闷，勇于任事的官员很难获得皇帝的青睐。雍正帝上台之后，第一要务是洗刷康熙后期的疲怠风气，将一众高龄老臣、八旗勋戚迅速清除出重要岗位，提拔家世相对简单的少壮派精英支撑新君新政。鄂尔泰、李卫、田文镜岳钟琪等人都是在这一背景下异军突起的。如鄂尔泰出身满洲中下级文官家庭，虽然夙有雄才大志，但中举后常年徘徊在四五品闲散京官的位置。而在雍正帝即位以后，仅用了三年时间，他就坐上了云贵总督的高位，全面主持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田文镜初以监生的身份历任州县官二十余年。在雍正即位后，田文镜深受雍正帝重用。雍正五年，田文镜就被授予河南总督，加兵部尚书。李卫的出身更加糟糕，是被士大夫鄙夷的捐纳人员（即花钱买来的官职）。雍正元年，李卫在户部获得怡亲王允祥的青眼，一经引荐，即外放云南盐驿道。雍正三年，年仅三十八岁的李卫就担任了浙江巡抚，两年后授为总督。雍正帝在用人理念上推崇权利集中于精英人才带来的行政效率，而极端厌恶各个层面上的推诿，掣肘。对赏识的大臣充分信任，授以重权。
“谚语云‘王朝基础多奠基於第三代’，雍正帝正是清入关后第三代君主，有清二百数十年的基础盘石，即为雍正所奠定。雍正本人是有作为的、对中国历史发展做出贡献的君主，而雍正朝，上承康熙，下启乾隆之治，使康雍乾三朝持续发展，成为清朝的鼎盛时期。更有甚者，雍正立志清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数百年积弊，所实行的摊丁入亩政策，成功解决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人口税问题，是巨大创举。所实行的耗羡归公和养廉银政策，具有现代财政预算、财政管理的意义。在古代历史上，唐朝刘晏实行两税法，明朝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很得人们的赞誉，雍正的经济政策，比之他们有过之而无不及。 雍正帝在位仅有13年，然而他却通过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迅速扭转了康熙晚期积弊严重，社会发展受到阻止的局面。在此基础上，康乾盛世方能进入鼎盛时期，使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达到其最高峰。。统观雍正的历史地位，他应当是古代历史上的杰出帝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