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复外蒙古，呼伦丹尔的英雄—徐树铮
1919年，在西北边防总司令徐树峥铁腕政策下。北京政府成功逼迫库伦（今乌兰巴托）当局取消“自治”，成功收复外蒙古主权。随后，徐树峥曾采取怀柔政策，但未能弥合因强硬政策，而造成的双方矛盾。以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外蒙古上层喇嘛集团及蒙古王公，一方面与日本扶持的谢米诺夫白匪恩琴部合作，另一方面又与苏俄建立的远东共和国联系，寻求彻底“独立”。很快，皖系倒台，外蒙古再度陷入新的分裂，动荡的危局。
本文将依据权威史料，讲讲这段历史。本文为外蒙古独立史系列第四篇文章，前三篇为《1911年俄国扶持外蒙古首次独立史》《孙中山维护外蒙古主权（1912-1925）》《袁世凯维护外蒙古主权史—1912-1916年》《徐树铮收复外蒙古，呼伦贝尔史》，欢迎搜索赏阅。中国统一不能没有外蒙古，唐努乌梁海，琉球，外兴安岭，藏南失地，南海诸岛，长白山主峰，大半天池。希望它们都早日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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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俄匪军首领—谢米诺夫
一，日本扶持谢米诺夫侵略外蒙古
1918年初，日本政府一方面援助北京政府（皖系段祺瑞），另一方面又秘密援助谢米诺夫的白匪政权。谢米诺夫则将其根据地置于黑龙江满洲里，以呼应当时驻扎满洲里至贝加尔湖的日军；日本参谋本部则派黑木亲庆负责提供武器，资金和顾问，“所用军械，军装，概由日本政府为无价之供给”。谢米诺夫原籍外贝加尔，布里亚特蒙古人，原沙俄哥萨克军官，幼时曾居库伦，非常了解蒙情。十月革命后不久，他在外贝加尔发动叛乱，组建反对苏俄的政权。
同年8月2日，日本政府在取得美国同意后，以“西伯利亚东进之捷克斯拉夫军，为在西伯利亚的德，奥俘虏所迫害，日本政府不能坐视旁观”为由，宣布出兵西伯利亚。翌日，美国也宣布出兵西伯利亚，英，法，意等国紧跟出兵。
1918年9月，日军攻占赤塔后，谢米诺夫决定借日本的力量建立所谓“泛蒙古国”（又称“大蒙古国”计划，企图建立起包括外贝加尔和中国内外蒙古，呼伦贝尔，卫拉特蒙古人在内的“统一蒙古国”。日本则打算利用谢米诺夫的力量，控制内外蒙古。并侵略中国东北，西北，新疆，西藏等地区。
是年12月间，传闻谢米诺夫曾在乌金斯克开会，并约定二月续在大乌里开会，决定“蒙古建国”事宜。且有日本第3师团军官在内，外蒙古也派员参会。事后陈毅闻讯后，质问车林，车林表示，外蒙古确曾派员至赤塔往取佛像，但非出席会议。该员已于日前返回库伦，因未与会，“至所议何事，是否有日官在内，实不知悉……但蒙员确为求佛而往”。
1919年1月17日，日本派武官来访库伦。曾面见自治官府外交长车林，事后车林向陈毅说明称：“日武官来询问，外蒙古是否不愿附华。我答复外蒙古官府与中央感情甚洽，但求中国主权之下，保守自治，并无另立欲望”，“日武官又云‘日本宗旨总求外蒙为亚洲之外蒙古’，我答云‘外蒙何曾愿属欧洲。遂不得领而去’”。（1）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也于1919年1月召开。西方列强开始重新关注东亚政局，特别是美，英决定夺回日本乘一战之机蚕食的在华权益。同年，朝鲜爆发“三一独立运动”。时任日本原敬内阁，为切断俄国革命对朝鲜的影响，以确保对朝鲜的统治，转而支持美，英等西方列强扶持的鄂木斯克高尔察克政府来阻隔“赤俄革命”对朝鲜的冲击。
但由于谢米诺夫政权与鄂木斯克高尔察克政府的矛盾。4月15日，谢米诺夫政权的日本顾问黑木亲庆解职回国。5月16日，日本政府决定阻止谢米诺夫反鄂木斯克的活动。自此，谢米诺夫的政权趋于崩溃。（2）
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照片来源于网络）
二，哲布尊丹巴与恩琴联手攻陷库伦，外蒙古再度“独立”
1919年夏，苏俄红军开始反攻西伯利亚。至年底，消灭了鄂木斯克高尔察克政权。1920年初，美，英，法，意及北京政府相继宣布自西伯利亚撤军，只有日本借口“保卫”其在中国东北及朝鲜的利益，反而增兵西伯利亚。重新扶植谢米诺夫在赤塔成立所谓“东方边区政府”和“总司令部”。（3）
苏俄政府为避免与日本冲突，于1920年4月6日成立远东共和国，定都乌丁斯克（后迁往赤塔），以作为与日本缓冲区。是年8月，日本经过与远东共和国谈判，不得不宣布自外贝加尔与阿穆尔省撤军，又暂时中止对谢米诺夫政权的援助。很快，苏俄红军向谢米诺夫匪军发动攻势，匪军很快溃败，其中一部分退至日本占据的海参崴，另一部分由恩琴率领，为寻求立足之地，遂向外蒙古侵略。
1920年8月，有“疯男爵”绰号的恩琴，从车盟侵犯外蒙。所部为原亚洲师残部及日本参部本部的一些官兵百余人，共八百余人，号称“远东骑兵团”，由日军山田大佐为参谋长。9月，日本政府决定恢复援助。特意招谢米诺夫赴大连，保证为恩琴提供资金及军火。之后陆续提供两船武器，其中有5500支步枪及一些大炮，机关枪。（4）
而此时，徐树铮在直皖斗争中失败而失势，西北边防军被裁撤。北京政府在外蒙古的军事力量遭到重创。同月北京政府重任陈毅暂署西北筹边使（9月改任库乌科唐镇抚使），驻蒙中国军队为第25混成旅褚其祥部，实力有限，难以有所作为。
恩琴充分利用外蒙古王公及上层喇嘛对徐树铮的不满，以恢复外蒙古“自治”及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的权力为由，煽动恢复外蒙古“自治”。日本还派40多名特务潜入库伦，以巨款，军援为诱饵。一些王公喇嘛竟支持恩琴，许多外蒙古地方武装和俄国十月革命后窜入外蒙古的大量布里亚特人也加入恩琴匪军。（5）
9月11日，驻库伦第25混成旅长褚其祥得知恩琴入侵后，即电请北京政府火速增援。但北京政府正陷入直系两派内争，双方均欲保存实力，未作回应。（6）
1920年10月26日凌晨2时，恩琴“集俄蒙三千余人，重炮多尊”，乘夜分三路突袭库伦。中国驻库伦军队奋力反击，毙敌数百人（含日本人），击退敌首次进攻。此后不久，恩琴在库伦东南重亲集结准备再犯。1921年1月8日，3000余匪军在参谋长山田策划下，煤窑南击溃褚其祥旅。陈毅，褚其祥再次急电北京政府，北京政府才命奉系军阀，察哈尔都统张景惠为援库总司令，但张竟借口天寒不便行军，按兵不动。日本再次成功利用中国内部分裂。
2月1日，恩琴集中主力5000余人，分三路再攻库伦。另派300余人潜入库伦，由鲁布桑喇嘛和沙基喇嘛带路，奇袭库伦佛宫。此时库伦佛宫卫队警戒废驰，被轻松攻入，而哲布尊丹巴早与恩琴暗通，竟在“佛宫之内，私运枪械，暗藏匪徒”，迅速里应外合。双目失明多年的哲布尊丹巴“乘机出宫，前呼后拥……所过该营之三道防线，一概不问”。然后他抵达恩琴控制下的城外满楚里寺，命令“全蒙出兵”，与恩琴匪军联手攻击中国驻军。（7）
褚其祥旅无力抵挡，陈毅又是文官，不谙军事，竟令高在田团分散防御，导致原本不足的兵力进一步分散。再加上驻军原为徐树铮旧部，西北边防部被裁撤后，不仅没有安置，甚至未发放军饷近半年，造成军心很快崩溃。2月3日，库伦沦陷。镇抚使陈毅北走恰克图。2月9日，恩琴指使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对外宣布外蒙古“独立”，自立“大蒙古普国皇帝”。恩琴受封“双亲王”兼四盟将军，成为外蒙古实际的独裁者。（8）
奉系军阀张作霖
三，恩琴残暴统治引众怒，北京政府却无力剿灭
1920年3月29日，恩琴组建伪政府，设内务，陆军，财政，外交等部，以加汉曾格根为国务院总理兼内务大臣，同时下令征兵。随后恩琴匪军相继侵占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和唐努乌梁海。
很快，恩琴开始推行恐怖独裁统治。纵容匪军“一遇中国官商兵民即行开枪”，将留外蒙古华人财产一律抄没，还大肆搜捕华人，犹太人及布尔什维克“嫌疑犯”。华人境遇最惨，“被搜获者，或即枪毙，或加拘禁”，“华人被害，积岛成堆，……割裂分验，直为嬉戏”，“积尸约计三千余具，一律抛弃山后，以饱禽兽”。3月初，恩琴匪军将“买卖城付之一炬”。同时在外蒙强索兵丁，横征暴敛，“强令喀尔喀四部分筹军费300万两，限日缴纳，蒙人不堪其虐”。（9）
更为骄狂的是恩琴部不仅大举南侵察哈尔，攻陷叨林，乌得，兵逼省会张家口；中国西北，华北震动。还公开自称“中亚帝国”首脑，妄图控制整个内外蒙古，布雷亚特蒙古，新疆北部，青海，西藏。至1921年4月，恩琴匪军已拥兵2万余人，大炮46门，炮队皆为日本人。不久，他与谢米诺夫和日本政府商定，决定北犯恰克图，谢米诺夫余部则自黑龙江出动，企图夹击苏联的远东共和国。这引发了中国政府，外蒙古喇嘛，王公及民众的愤怒，也给了苏俄出兵的口实。（10）
由于哲布尊丹巴勾连恩琴祸蒙，引发各蒙古王公的不满，并造成在蒙民众威信大减。遂被迫致函北京政府大总统徐世昌，请求中央出兵平叛，并派代表赴京谈判。但北京政府对外蒙古纷乱，没有及时掌握，错过了绝好的机会。直到同年5月30日，徐世昌才颁布“征蒙令”，任命张作霖为“蒙疆经略使”，准备以武力收复外蒙古；但张作霖志在关内，只借“征蒙”的名号将地盘扩大到热河，察哈尔两省，新编六个混成旅。6月3日，张还派蒙藏院总裁贡桑诺布尔为外蒙绥抚使，副总裁达寿为外蒙宣抚使，赴库伦劝说哲布尊丹巴“内向”，并承诺出兵“征蒙”，但却始终未出兵。至此，中国错过了收复外蒙古最后的机会。而苏俄则抓住机遇。（11）
“蒙古人民共和国”创立者—苏赫巴托尔（1923年病逝）
四，苏俄决定出兵外蒙古，恩琴匪军覆灭
早在1918年初，新成立的苏俄政府就企图通过乌丁斯克（今俄罗斯乌兰乌德）向外蒙古扩张。2月22日，苏俄控制了恰克图，大批俄国富商，军人，官吏越界进入外蒙古边境城市买卖城。3月28日，约300余名苏俄红军就勒令买卖城的白俄交出武器，并要求外蒙古当局驱逐沙俄领事，接受苏俄的外交代表。这遭到外蒙古当局拒绝。不久，日本和西方列强出兵西伯利亚，苏俄暂时退出西伯利亚地区。但苏俄没有放弃对外蒙古的野心。
1919年7月25日，苏俄政府发表《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宣言》，宣布废除沙俄同中国签订一切不平等条约，并且表示愿意同中国和平相处，建议尽快建立两国外交关系。北京政府竟直到1920年3月才收到。再加上当时北京政府奉行亲西方政策及对苏俄政权陌生等种种原因，故未与苏俄接近。（13）
但当年8月3日，苏俄却在发表的《告蒙古人民书》中，公然宣布除放弃沙俄在外蒙攫取的特权外，并承诺外蒙古“是一个自由的国家”，“独立的国家”，公开无视中国对外蒙古的宗主权。随后开始全面侵略中国外蒙古。
苏维埃缔造者列宁
1919年冬，徐树峥逼迫外蒙取消自治。苏俄立即与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领导的两个外蒙古共产小组联系。1920年春，共产国际派代表团前往库伦，将两个小组合并，提供援助，还帮助制定了“外蒙古革命”计划。同年7月，在苏赫巴托尔与乔巴山的劝说下，哲布尊丹巴同意转向苏俄求助，并在给远东共和国的求援申请书上盖上了印玺。8月，外蒙古代表团赴莫斯科求援，列宁在接见代表团时公开提出将帮助外蒙争取“国家独立和经济自主”，“建立政治的和国家的组织”。这等于违背了苏俄政府1919年7月发表的《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宣言》。（14）
不久，恩琴进攻库论。1920年11月2日，外蒙革命党人再次向共产国际及苏俄红军第五军求助。随后，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于11月11，17日两次照会北京政府，提出愿派兵消灭恩琴匪军，还承诺“一俟任务完成……即撤出中国领土” 。北京政府予以谢绝。恩琴攻陷库伦后，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先后于1921年2月20日和3月4日，面谒北京政府外交次长刘次训，建议苏俄和远东共和国共同出兵外蒙，又遭拒绝。事实证明，北京政府当时的“拒苏”政策是正确的。（15）
早在1921年3月1日，由苏俄支持的蒙古人民革命党就在恰克图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并成立蒙古革命政府和人民革命军。3月13日，又在恰克图举行蒙古劳动者代表大会，宣布成立蒙古临时人民革命政府，决定实行武装“起义”，消灭恩琴白匪，驱逐华军。3月18日，远东共和国及蒙古人民革命军攻占外蒙古境内的买卖城，击溃并驱逐买卖城中国军队，迫使库伦镇抚使陈毅自恰克图逃往满洲里。4月10日，蒙古新政府正式向苏俄请求军事援助。（16）
6月14日，蒙古人民革命军在苏俄红军，远东共和国军的支援下。在恰克图附近重创恩琴匪军。6月16日，俄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红军进入外蒙古。6月18日，远东共和国新任外交部长优林照会北京政府外交总长，声称远东共和国“不得不施行军略上剿灭仇敌之计，俟匪党削平后，远东军即行撤消”。25日，北京政府又收到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类似来电。对此，北京政府声明“事关领土主权，殊难承认”。但北京政府在西北已无强军，又陷入内斗。无力阻止苏俄红军的行动。6月28日，苏俄与远东共和国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擅自派兵进入外蒙古。7月6日，苏俄红军和远东共和国军骑步炮兵约万余人，再陷库伦。击毙恩琴匪军2200余人，残部溃散，恩琴本人在库伦西北汗旦亲王属地被红军擒获，不久被押回西伯利亚受审后，后被处决。（17）
苏俄红军进入外蒙古
五，1924年外蒙古实现实质性独立
在苏俄的扶持下，1921年7月12日，“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在库伦成立，但由于外蒙古民众对藏传佛教的信仰，故仍保留君立宪制，奉哲布尊丹巴为大汗，称为“蒙古人民国”，但原库伦喇嘛集团已大受限制。由博多任总理，丹增为财政部长，苏赫巴托尔为陆军大臣。实际完全由苏俄扶持的蒙古人民革命党掌控。（18）
9月21日，“蒙古人民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博多致函多国，宣布外蒙古已经独立并宣称，与中国并无怨恨，但不再接受其宗主权。同时宣称苏俄政府放弃沙皇时期的《中俄蒙条约》，并承认外蒙古独立，所以中俄蒙应该维持友好睦邻关系。北京政府拒绝回复该函。博多的信函仅得到苏俄外长齐采林的回复，称会确保外蒙古人民自决的权利。
10月初，“蒙古人民国”派副总理兼财政部长丹增为首的代表团抵达莫斯科。由于当时的苏俄政府正准备与北京建交，故加拉罕，越飞建议不要接见外蒙古代表团，但外交部长齐采林则认为外蒙古对苏俄极重要，故同意接见。苏俄政府于10月底派遣代表团与外蒙古代表团展开四天的协商，于11月5日签署修好协约13条（“蒙古人民国”认为是“条约”，实际苏方用的是“协约”，无条约法理效应），互相承认了对方为各自领土上的唯一合法政府，签字双方互称“缔约国”，互派全权外交代表和领事等。这等于苏俄公开承认了外蒙古独立，破坏了1915年《中俄蒙协约》中国对外蒙古拥有的宗主权的规定。而苏俄红军自1921年进驻外蒙古后，迟迟撤军。不断巩固其在外蒙古的势力。（19）
由于所谓的“俄蒙友好条约”未公布，再加上北京政府对外蒙古消息一度中断，对此竟一无所知。直到收到中国驻赤塔委员沈崇勋报告，才得知真相。而值得注意的是，该“条约”签字前，即10月24日，苏俄全权代表巴意斯开就启程赴华；而马林已进入中国活动。显然是有预谋之活动。
亲苏的外蒙古宣布“独立”后，即遭到原本亲华的外蒙古王公的反对。1921年9月5日，黑龙江督军吴俊升致电北京政府，称外蒙古车臣汗部札萨克郡王多尔济拉穆“向来亲善中国”，声称“原不赞成俄新旧党之举动，情愿归顺中央”；来江接晤后，吴俊升“查其情尚真诚”。但当时北京政府内忧外患，再加上苏俄强大。故未能推进。（20）
1924年哲布尊丹巴去世，高层喇嘛集团要求批准寻找新的活佛继任者。在苏俄政府的授意下，蒙共决定不再让活佛转世，但为了政权稳固，只得以各种原由拖欠，直到1929年才正式宣布废除呼毕勒罕制（即活佛转世），不准哲布尊丹巴及其他活佛转世。同时，蒙共趁机彻底清除前清旧制和亲华势力，实行共和政体，于1924年6月13日宣布由“人民政府”宣布“外蒙古为共和国”，不设总统，最高权力属于大呼拉尔，实权仍由蒙共掌握，大呼拉尔只有行使同意权。至此，外蒙古实现实质性独立。（21）
1924年8月蒙共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制定了党的总路线，“接受列宁所说的外蒙古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直接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前进的说法，认为党当时的直接任务是为将来逐渐过渡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打下基础”。此次大会还把“蒙古人民党”更名为“蒙古人民革命党”。
1924年11月8日，“蒙古人民共和国”召开第一届大呼拉尔。26日通过了的第一部宪法。该宪法基本照抄了1918年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宪法制定，政府结构也仿照苏联模式。会中并决定把首都库伦改为乌兰巴托，意为红色英雄。至此，外蒙古实现了实质性的独立，中国是否承认已无实际性的意义。
“蒙古人民国”成立之初，内部就不断出现反抗，整肃。苏俄于1922年将博多及其他14人全部整肃枪杀。这14人中，大部分为原喇嘛集团的保守派，也有亲华归华的爱国者。均被扣上了“企图颠覆人民政府，重建附属于中国的自治政府，和中国政府，美国领事，白军，张作霖互通声气等”罪名，而迫于苏俄的高压政策，哲布尊丹巴被迫指责他们为卖国贼。
1924年，蒙共中央委员会主席，财政部长丹增，因在蒙共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开幕词公开请求真正独立，震惊了在场的苏联观察员，很快就被扣上了 “背离苏联，和中国建立关系”“日本间谍”的帽子，再加上其政敌左派伦琴诺，右派丹尼多尔济的攻击，不久遭到枪决。（22）
之后，外蒙古开始由倾向民族主义（即支持“蒙古独立运动”）的温和派掌权。1925年蒙共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主席丹巴多尔济，副主席札丹巴均为温和派，提出“追求真正独立”“不与苏联过分亲近”“外蒙古必须成为像瑞士一样的中立国”，由此外蒙古全面走上谋求完全“独立”的道路。（23）
孙中山先生
六，孙中山和北京政府抵制外蒙古“独立”
苏俄和蒙共分裂中国外蒙古主权的行径，遭到了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和北京政府的坚决抵制。1922年5月1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向苏俄代表巴意斯开抗议其与外蒙私订“条约”，苏俄政府则不予置理，反于5月31日与外蒙古新政权订立所谓“财产权协定”。7月，苏俄改派越飞为驻华全权代表。采取两手政策，即一方面积极与北京政府联系，另一面积极寻求与孙中山的国民党合作。企图利用中国南北分裂的局面，谋求扩大在华利益。
1923年元旦，孙中山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表示，要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孙中山在1月16日复外蒙籍国会议员克兴额函中，强调“大中华民族”包含了蒙古民族，内谓：“蒙古政教不齐，民智闭塞，诚宜注意宣传，促进文化，以实现我党构成大中华民族之根本计划”。不久，越飞以养病为由到上海，与孙中山会谈，并于26日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其中第四条专为外蒙问题而设。该条写明：“越飞君正式向孙博士宣称：俄国现政府决不无亦从无意思与目的，在外蒙古实施帝国主义之政策，或使其与中国分立。孙博士因此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缘为中国实际利益与必要计，中国北京现政府无力防止因俄兵撤退后白俄反对赤俄阴谋与抵抗行为之发行，以及酿成较现在尤为严重之局面。”目前尚无史料记载《宣言》签字时，越飞是否对“俄蒙友好条约”作出过解释。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迫使苏俄政府承诺，不侵占中国外蒙古主权，只是暂时驻兵。待国民党完成南北统一后，再通过外交解决。（24）
1923年10月，鲍罗廷来到广州，孙中山曾谈到控制华中与外蒙的愿望。10月26日，访问莫斯科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蒋介石，也与齐契林讨论外蒙古问题，但毫无结果。而其提出的《西北计划》，即“由苏联援助，国民党在外蒙古库伦（今乌兰巴托）建立军校军事基地；训练数万部队然后南入，与南方政府军队南北夹击统一全国”。这遭到苏联领导人的拒绝。
在1923年11月27日，托洛茨基接见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全体成员时，就公开称“国民党可以从自己的国家本土，而不是蒙古发起军事行动”“蒙古希望独立。如果你们想同它建立统一战线，应该把它视为兄弟，并说你们不想主宰它”。（25）
值得注意的是，外蒙古民党首领巴丹增在西藏代表乌勒吉，内蒙古代表白云梯陪同下，于1924年1月底前来广州，出席国民党大会。在乌，白引介下，巴丹增到大本营会见孙中山，“力言外蒙为中华民国领土之一部，生存繁荣，有莫可或离之势，今日独立，殆迫于环境，不得已而出此一时之机宜；果国民党此后不绝其奋斗，打倒万恶之北方军阀，由总理统一民国，则无论何时，吾侪愿会同乌，白二君谨率外蒙全体众庶，取消独立”。孙中山对巴丹增大为嘉许。
巴丹增在广州期间，曾于20日出席孙中山的欢迎会，孙赞扬他“这次到广东的来意，还是想蒙古再同中国联合，造成一个大中华民国”。席间，恩克巴图用蒙语讲话，表示希望五族结合，组成一强大民族。2月3日，孙中山演讲民族主义，重新提到：“这回我们国民党在广州开大会，蒙古派得有代表来，是看我们南方政府对外的主张是否仍用实国主义（按指大汉族主义—引者）。他们代表到了之后，看见我们大会中所定的政纲是扶持弱小民族，毫无帝国主义的意思，他们便很赞成，主张大家联络起来，成一个东方的大国。”（26）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宣言规定“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胜利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2月18日，孙中山致函“库伦国民党本部诸同志”，通知派白云梯前往商办党务，略谓：“本党力求以三民主义改造中国，并祛除帝国资本主义之横暴，使世界被压迫民族同蒙自由之幸福。所有党纲政策具见宣言，毋庸琐述。素谂诸同志主义相孚，用特由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派白云梯同志前来商办党务，切盼推诚接洽，俾利进行，是为至幸”。
1924年5月31日，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与苏联代表加拉罕在北京签署《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议》（简称《中俄协议》），共15条，其中第5条规定：“苏联政府承认外蒙古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苏联政府声明：一俟有关撤退苏联政府驻外蒙军队之问题，即撤兵期限及彼此边界安宁办法，在本协定第二条所定会议中商定，即将苏联政府一切军队由外蒙古尽数撤退”。中国也承认苏联政府。至此，中苏正式建交。6月21日，中华民国驻俄外交代表李家鏊密电外交部指出，俄报刊载19日，外蒙古政府已用公知照苏联驻蒙代表“蒙古业已正式成立民主国”一事。（27）
但苏联表面上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宗主权，实际是借此限定外蒙古当局不能与中俄以外的其他国家（日本，西方列强）进行政治上的联系。仍视外蒙古为其扶持的傀儡“独立国”，故意拖延中俄会议召开，导致《中俄协议》等同空头支票。1924年7月14日，中华民国驻俄代表李家鏊就曾致外交部密电中表示，俄国“虽未允许直接帮助，亦无正式承认字样，但前后语意与承认无异”。7月23日又密函外交部再次提醒“此次俄外交部复蒙古照会，不过仅无正式承认之文字而已，其实前后语意与承认何异”。而外蒙古当局则对《中俄协议》的内容根本毫不理会。（28）
就在苏俄同北京政府的谈判期间。部分身为国民党员的共产党人，却违反国民党的政策公开承认北京政府，并向北京政府请愿，支持苏俄红军驻兵外蒙古，这引发了孙中山和国民党人的严重不满。4 月，针对孙镜亚检控李大钊等“违反党纪承认北京政府”，孙中山明确批示:“ 着中央执行委员会查明有无其事，另行酌夺。” 而对朱和中上书批评上海《民国日报》和《新青年》等在中苏条约及外蒙古问题上“出言不慎，招惹是非，影响本党甚巨” ，孙更是严厉批示“着中央执行委员会严颁纪律，禁止本党各报之狂妄。”（29）
为消除对苏援的依赖，破坏苏俄利用中国南北分裂，扩大在华利益的图谋。孙中山曾提出大亚洲主义。1924年11月，孙中山北上时，故意绕道日本横滨。在日本首次公开提出“大亚洲主义”。企图寻求与日本政府结盟，以实现“中日苏联盟”，以日援来牵制苏俄势力，并逼迫日俄放弃对华不平等条约，收复外蒙古，中东路，台湾等主权。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蒙古人民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副总理阿玛尔率团访问北京，与国民党商谈合作，参加了孙中山的葬礼，还拜见了班禅喇嘛。但国民党很快分裂成左，中，右三派，“大亚洲主义”再难成气候。（30）
七，史料来源
（1）（2）中国台北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中俄关系史料 外蒙古（民八）》，近代史研究所印行1982年版第1文件，第6文件
（3）（10）[苏联]格.兹.郁飞《高尔察克的冒险及其破产》，莫斯科1983年版第256页，第261-264页
（4）贾丕才《苏中关系》，莫斯科1958年版第64页
（5）李毓澍：《蒙事论丛》，1990年台北出版第325页
（6）张忠绂《中华民国外交史》上卷，重庆政中书局1943年版第357页
（7）（15）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7辑，1978年中华书局出版第5，9页，第13页，第18页
（8）（9）（11）（12）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载《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6年至8年，永裕印刷厂1981年版第4，第17页，第29，第32-33页，第83，87页，第168-170页，第178页
（13）《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
（14）（16）[苏]维戈兹基等编《苏联外交史》第3卷（上），1937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第311-312页。
（17）[苏]赫菲茨《苏维埃外交与远东各族人民1921-1927》，莫斯科1964年第25页
（18）（30）郭廷以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中国台北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册第555，557页，579-580页。
（19）（21）（23）[苏联]兹特拉金《蒙古人民共和国发展史》，北京时代出版社1953年版第135-136页，第157页，第163页
（20）中国台北近代史研究所藏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中俄关系》载《黑龙江督军电》，馆藏号03-32-145-01-028；《收黑龙江督军电》，馆藏号03-32-192-02-017
（22）[美]铁瑞夫.杜毕《外蒙古共党之真相》，中国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5年版第81，534页
（24）《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2年7月版第52页。
（25）抗战史记《1923年蒋介石访问苏联史记：裂变的开始！》
（26）《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2年7月版第107页，第200页
（27）傅启学编著《中国外交史》下册，中国台北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409页。
（28）中国台北近代史研究所藏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中俄关系》载《驻俄李代表电》1924年6月23日，馆藏号03-32-211-01-001
（29）杨奎松：《“容共”，还是“分共”?——1925年国民党因“容共”而分裂之缘起与经过》转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300-3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