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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是中国在特定历史时期下的产物，在那个年代给国家和百姓都带来了极大的损失，红卫兵五大头目都有些谁？他们做过哪些疯狂的事情？
1966年，十年历史特殊时期开始了，由学生组建的红卫兵在这个特殊的时代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更是给一代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红卫兵鼎盛时期，人数可达一千多万人，大多是在校学生自发组织，1966年，在康生的策划下，聂元梓在北大校园张贴了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在校园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确立了聂元梓在北京大学的红卫兵领袖地位。
当时的红卫兵在年轻人心目中有很高的地位，都以成为红卫兵一份子而骄傲，因此，红卫兵的人数发展也很迅速，为方便管理，红卫兵设立了五大领袖，除了聂元梓，还有韩爱晶、谭厚兰、 王大宾和蒯大富。
聂元梓出生在1921年，她的哥哥聂真很早投身于革命，受哥哥的影响，聂元梓于1938年加入我国共产党，在北京大学任教。
聂元梓张贴了特殊时代的第一张大字报，被称为“巴黎公社式”的宣言，在聂元梓的煽动下，北大学生彻底罢课，学生之间互殴，师生之间也陷入了打斗，学生对北大的机关组织进行炮轰，一时间人心惶惶。
虽同为红卫兵领袖，但是内部也没有那么和谐，王大宾是北京地质学院的学生，因此被称为“地派”，“地派”与北京航空学院的“天派”互相看不惯，视对方为眼中钉。
心里的不满通常会用行为表现出来，两派之间经常发生斗争互殴行为，造成了很恶劣的社会影响，其实，王大宾本来是一个非常上进的年轻人，他深知自己的家庭条件艰苦，父母本可以让他早早外出挣钱，补贴家用的。
但家里人还是选择让他读书，王大宾为了不辜负父母的期望，头悬梁锥刺股，凭借自己的实力考进了北京地质学院，成为那个年代的高级知识分子，可谓是人中龙凤，光宗耀祖。
如果不是出生于那个年代，王大宾在顺利毕业后，极可能成为一名工程师或者国家干部，用自己的知识回报这个社会，但是，十年特殊时期彻底改变了王大宾的命运，也改变了彭德怀总司令的命运。
1966年，王大宾即将从大学毕业，但是他丝毫没有考虑在毕业后的一系列事情，而是疯狂地投身于这场运动中，成为红卫兵头目。
由于在学校期间表现优异，王大宾经常出现在各种场合，在学弟学妹们的面前有极高的威信，在王大宾的号召下，不少人参与了这场运动，并成立了“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
如果说王大宾只是纯粹的学生运动参与者之一，那他将会是平凡的学生中不起眼的一位，但是王大宾结识了江青，在江青的诱导下，王大宾将自己命名为正义使者，走上了歪路，参与了对彭德怀的迫害运动。
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被有心之人迫害，被调离到西南局，担任电力、煤炭等方面的建设工作，兢兢业业一辈子为人民为国家，到了老年被冤枉的彭德怀，郁郁不得志，日子过的十分艰难。
然而，1966年12月，受江青指使的王大宾等人前往成都，把在西南任职的彭德怀抓捕起来，带回北京，王大宾等人对彭德怀进行了一系列迫害。
回到北京后的彭德怀每天都要不断会议，不断交代问题，看守彭德怀的哨兵回忆，彭德怀当时每天都在发呆，不发呆的时候就抬头看着天空，精神状态其差，时而亢奋时而低落，亢奋之时可以几天不合眼。
1973年4月，彭德怀经检查患了直肠癌，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身体各处，进入了晚期，无法救治，彭德怀进入了301解放军总医院。
彭德怀病危，中央专案组来到彭德怀的病床前，看望这位曾经为新中国立下汗马功劳的将军，问及还有什么需要做的事情时，彭德怀希望能够见一下中央领导，说说心里话。其次，就是希望国家能够大力发展国防建设。
1974年11月，为新中国鞠躬尽瘁的彭德怀与世长辞，被诬陷的彭德怀只字不提自己的冤屈，在生命弥留之际，仍惦念着国家的国防发展，不得不说，王大宾等人对彭德怀的含冤辞世是负有重要责任的。
多行不义必自毙，王大宾想不到的是，在五年后，自己的日子就走到了尽头，受“五一六”事件的影响，王大宾参与“武斗”事件，在北京接受隔离审查，1978年被判处9年有期徒刑。
北京航空学院的“天派”与北京地质学院的“地派”是死敌，韩爱晶则是“天派”的领袖，韩爱晶与王大宾的经历差不多，都是出生在普通农民家庭中，靠着自己的勤奋，考取大学，进入北京航空学院。
在进入特殊的历史时期后，韩爱晶巾帼不让须眉，带领了本院的学生，到国防科学委员会请愿，静坐28天，在学生群体中一跃成名，有了巨大的号召力后，
韩爱晶凭借自己对北京航天学院的了解，在院内设置了18处秘密隔离室，动用手中的权力，私自审查了460余人，扣押170人，对接受审查的人实施各种令人发指的手段，迫害殴打致死的不计其数。
接下来的一位红卫兵头目，叫做蒯大富，与其他红卫兵不同，蒯大富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父母是共产党员，祖父曾参加过北伐战争，蒯大富从小就受父母亲影响，对革命有着异于常人的理解。
1962年，蒯大富考入清华大学，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由于自己的家庭成分，蒯大富也曾受到过批斗，遭遇不公正的待遇的蒯大富被“平反”后，摇身一变，成为了红卫兵头目，他不仅没有用自己的力量去维护受迫害的人们，反而拿着鸡毛当令箭，成为了施害者。
由于内心对先前迫害自己的人，心怀不满，蒯大富将内心的痛苦投射到别人身上，由于有着先进的革命组织意识，蒯大富在清华大学内部很快便组织了一支“井冈山兵团”，打倒了曾经迫害自己的人。
除了人民内部之间的斗争，在这个特殊的时期，还有着高呼“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中国文献典籍受到了极大的损失，谭厚兰则是这场运动的发起者。
谭厚兰出生在湖南的贫穷人家里，在新中国成立后，她在湘潭一中教学，因为在学校期间工作成绩突出，被保送到北大学习深造，刚到了北大，谭厚兰就赶上了这个的时期。
1966年，在康生的授意下，谭厚兰带领北大的学生前往山东曲阜，砸烂了孔庙的牌匾，不仅到处打砸文化建筑物，还掠夺焚烧了一系列与孔子儒教有关的文献典籍。
一个月内，在谭厚兰的带领下，红卫兵共烧毁古书2700多册，名贵的字画卷轴900多幅，损坏国家一级保护文物70多件，砸坏历代碑林1000多座，谭厚兰的行为对中国后世的影响是极其恶劣的，数不尽的文物典籍宝物消失不见，对中国文化产生了不可逆的危害。
与王大宾相似，谭厚兰在“五一六”事件中，被正式逮捕，对过去的行为供认不讳，由于当时的谭厚兰已经身患癌症，并处于晚期，中央决定对谭厚兰的罪行不予追究，在几个月后，谭厚兰便因病去世，享年45岁。
同为女性头目的韩爱晶在1971年接受审查后，判处了15年有期徒刑，被送到青海服刑，1986年，韩爱晶刑满释放后，选择留在青海，成为了一名老师。
蒯大富、聂元梓于1978年被正式逮捕，获得17年有期徒刑，蒯大富之后中风去世，聂元梓由于患有多种疾病，且年纪较大，获得了假释。
可能是老年的聂元梓对自己早年的所作所为感到惭愧，拒绝接受国家对她的生活补助，最后于2019年去世，享年98岁，是活得最久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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