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6月11日晚上，夜深人静。四川省南充县青居乡三村的村民们，忙完了农活，吃完了晚饭开始休息。临近盛夏，村民们耐不住闷热的天气，纷纷从屋里端出小板凳和小桌子，坐在自家院子里乘凉。
正在此时，伴随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四五个穿着制服的公安人员，来到了生产小组组长杨大发的家门口。杨大发是一个外来户，大约40岁左右，他五年前带着老婆田德俊，流落到青居乡三村。杨大发自称是从四川广安来的，家里太穷了，活不下去了，只好跑出来谋生。
在村民的眼中，杨大发是一个能“吃苦耐劳、老实巴交”的人。自从杨大发带着老婆田德俊来到青居乡三村，村里不管有什么事情，他都积极参与其中，得到了村民的一致好评。
村里开会的时候，杨大发总是早早地赶到会场，帮助村干部布置会场、维持秩序，并带头发言支持村干部的决策决定。村里谁家有困难，杨大发总是热心帮助，什么重活、累活，他都争着干。
由于杨大发表现很积极，所以前几年被村民们推选为生产小组组长，还多次获得过乡里的表彰，成为了乡邻夸赞的先进人物。
四五个公安人员来到杨大发的家门口，他们停下了脚步，低着头聚在一起窃窃私语。不一会，有两个公安人员就快速向杨大发家的后面绕去，剩下的公安人员则上前几步，开始敲打杨大发的家门。
正在院子里乘凉的杨大发，听见敲门声，一边从小凳子上站起来，一边对着门口喊了一声：“谁啊！”
敲门的公安人员并没有回答，仍旧不紧不慢地敲着门。杨大发心中有点疑惑，想着是不是村干部找自己商量事情。吱呀一声，杨大发打开了自家的大门，当他抬头看清楚来人的时候，心里不禁咯噔一下。
杨大发稳住心神，假装镇定地问道：“同志，你们有什么事情？”
公安人员没有立即回答杨大发，他们的目光越过杨大发，朝院子里看了看。院子里还有一个人站在那里向门口张望，她就是杨大发的妻子田德俊。
这时候，公安人员说道：“你是不是杨大发？”
杨大发还呆呆地站在门口，回答说：“我是杨大发。”
公安人员又说：“那好，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吧！”
杨大发说道：“同志，请问是什么事？你看这天都黑了，我正准备睡觉呢，明天还有农活要干呢？”
说话间，绕到杨大发家后面的两位公安人员，已经翻墙进入了杨大发的家里，一位快步走到了杨大发老婆田德俊的身边，另一位则快步走到了杨大发的背后。
站在门口的公安人员说道：“杨大发，请你跟我们走一趟，有事情找你。至于什么事情，你心里应该明白！”
杨大发听到这句话，神情变得落寞，他回头看了看站在院子里的老婆田德俊，然后说了一句：“好吧，我跟你们去。”就这样，青居乡三村的生产组组长杨大发，在公安人员的监视和簇拥下，走出了自家的大门。杨大发这么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
当天晚上，杨大发就被公安人员带到了位于青居乡石板坡村的看守所。很快，公安人员对杨大发进行了审讯，在事实和证据面前，杨大发痛哭流涕，对着公安人员说道：“我认罪，我悔过，我请求政府宽大处理，我就是你们要找的杨进兴。”
杨大发怎么变成了杨进兴？杨进兴是谁？他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请求宽大处理？他曾经做过什么样的恶事？这一系列疑问，随着杨进兴的供述，慢慢有了答案。
在化名杨大发来到青居乡三村之前，杨进兴曾在广安华蓥山一带当土匪，再往前他在重庆白公馆看守所当所长。白公馆位于重庆沙坪坝的歌乐山上，这里原本是四川军阀白驹的别墅。白驹自称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后代，所以他附庸风雅，借用白居易的别号“香山居士”，为自己的这套别墅取名为“香山别墅”。不过，在老百姓们口中，这套“香山别墅”一直被称作“白公馆”。
1939年，全面抗战时期，蒋介石迁到了重庆。当时，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看中了白公馆，花了大价钱将白公馆买下，并将白公馆改造为一个关押迫害革命者的秘密监狱。
当时，白公馆和渣滓洞（距离白公馆约2.5公里，由一座小煤窑改造而成）都是军统特务们实施白色恐怖的秘密地点，被当地人称为“两口活棺材”。不过，白公馆和渣滓洞又有所区别，关押在白公馆的，基本上都是军统特务们认为“案情严重”的人。
根据杨进兴的供述，他是浙江宣平人（今浙江丽水），出生于1917年。杨进兴早年读过私塾和小学，在家乡也算是识字之人，后来他托关系走后门，凭借着浙江老乡的身份，加入了戴笠的军统特务组织。
跟随戴笠来到重庆之后，杨进兴最初被戴笠派到军统望龙门看守所当看守员。不久，杨进兴又被调到戴笠的身边，先后当便衣警卫、侍从副官。在此期间，由于杨进兴表现得不错，替戴笠干了不少杀人放火的勾当，所以他慢慢得到了戴笠的赏识和器重。
全面抗战胜利之后不久，此前一度改为美军人员招待所的白公馆，又被戴笠重新恢复为特别看守所。当时，这里关押着抗日爱国将领黄显声、国立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校长周均时，以及革命家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和他们的幼子宋振中（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小萝卜头）等等。
戴笠将白公馆恢复为特别看守所之后，杨进兴先后在看守所当行动队长、看守队长，并很快升任看守所所长。杨进兴职务变化的过程，也是其穷凶极恶残害革命志士的过程，这个灭绝人性的刽子手，手上沾满了革命志士的热血。
根据杨进兴交代，他们在看守所中无所不用其极地对“犯人们”进行迫害，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各种酷刑，比如说“辣椒水”、“老虎凳”等等。“辣椒水”，顾名思义，就是往“犯人”的伤残部队灌辣椒水，使“犯人”感到奇痛无比又奇痒无比，十分想用手去抓一抓。可是由于手脚都被捆绑着，所以“犯人”只能硬生生地挨着。
“老虎凳”更为残忍，被称为“不见血的酷刑”。即将“犯人”平躺捆绑在一个长凳上，固定住身体关节特别是腿关节部位，然后不断在“犯人”的脚底下垫上砖头一类的东西，对双腿和膝盖关节施加人体根本无法承受的压力。“犯人”从“老虎凳”上被放下来，尽管腿关节可以活动了，但是双腿一下子从僵直状态到弯曲，其疼痛感甚至比在“老虎凳”上还强烈。
除了以上的酷刑，杨进兴还用烧得红彤彤的烙铁、蘸着水的钢鞭，摧残着革命志士的身心。从1946年到1949年，短短三年之内，壮烈牺牲在杨进兴手中的革命志士多达200余人。
1946年8月，杨进兴在白公馆松林坡停车场，和另外一个特务用手枪杀害了罗世文、车耀先同志，然后用汽油焚烧了他们的尸体，毁尸灭迹。1947年，杨进兴在白公馆特别看守所的刑室之中，使用电刑将朱念群、尚承文等三人残忍杀害。杨进兴的这些恶行，真是人神共愤。
1949年9月，解放战争进入到追歼顽敌阶段。这时候，在蒋介石的指使下，穷凶极恶的特务头子戴笠率领特务们，秘密杀害了许多被关押在白公馆看守所、渣滓洞等地的爱国人士和革命志士。其中，就有著名的杨虎城将军。
杨虎城将军出生1893年，是陕西蒲城人，他经历过北洋军阀混战，参加过北伐战争以及中原军阀大战。西北军土崩瓦解之后，杨虎城将军主政陕西，为陕西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作出了非常多的贡献。
“七七事变”爆发之后，杨虎城将军积极拥护抗日主张，他联合被蒋介石派到陕西的张学良将军，于1936年12月发动了著名的“西安事变”。后来，“西安事变”在多方努力之下和平解决，并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达成。
“西安事变”之后，杨虎城将军遭到了蒋介石的打击报复，很快被罢免了一切职务，被迫到国外“考察”。身在异国他乡，杨虎城将军仍然心系抗日，他多次要求回国参加抗战，但均被拒绝。
1937年12月，悲愤不已的杨虎城将军带着家人偷偷回国。然而，蒋介石随即派特务将杨虎城将军及其家人逮捕软禁。从此之后，杨虎城将军及家人被关押了十二年之久，遭受着非人的迫害，期间杨虎城将军的妻子谢葆贞，不堪折磨而病故。
1949年9月，蒋介石指使特务头子毛人凤，将杨虎城将军及其家人从贵州转移到重庆，并秘密杀害。杨虎城将军是如何被害的？他的尸骨埋在什么地方？凶手都是谁？这一直都是一个谜，直到1955年6月，那个化名杨大发的杨进兴在四川南充落网，真相才浮现了出来。
根据杨进兴交代，毛人凤计划杨虎城将军及其家人从贵州骗到重庆，然后在白公馆松林坡的“戴公祠”内将他们杀害。“戴公祠”是特务头子戴笠生前居住的别墅，戴笠坐飞机坠亡之后，特务们便把这个别墅改名为“戴公祠”。
杨虎城将军到达重庆之前，毛人凤就叫来杨进兴等六名刽子手，他们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在这次秘密会议上，毛人凤向杨进兴等刽子手下达了秘密杀害杨虎城将军及其家人的命令。当时，毛人凤还让杨进兴等人集体宣誓，绝对保守秘密，坚决完成任务。
这群“杀人魔王们”还讨论了秘密杀害杨虎城将军的具体行动和步骤。杨进兴向毛人凤建议，自己可以使用匕首行刺，以避免发生惊动，然后再用特殊药剂毁掉尸体，使人无法辨认，神不知鬼不觉。
9月6日晚上将近11点钟，杨虎城将军和儿子杨拯中坐着汽车，到达了重庆白公馆“戴公祠”门口。杨虎城将军下车之后，特务就来骗他说：“请杨将军在此处休息几日，等候总裁（蒋介石）的接见。”
杨虎城将军没有多想，回了一声：“好，劳烦了。”便和儿子杨拯中一前一后，在特务的指引下，走进了“戴公祠”之中。杨虎城将军的儿子杨拯中，这时候才刚刚20岁，但由于长期遭到关押软禁，头发都已经花白了。
此时，早已做好刺杀准备的杨进兴等人，围拢在杨虎城将军及其儿子的周围，和他们一同进入了“戴公祠”。“戴公祠”原本是别墅，里面有很多个卧室。杨进兴的计划是，在不同的卧室分别对杨虎城将军和他的儿子下手。
当杨拯中步入正房的一间卧室时，特务突然拔出别在身后的匕首，趁着杨拯中不注意，一下子刺进了他的腰间。杨拯中根本没有料想到这一幕，他惨叫了一声，并扭头往身后看。这时，杨拯中才明白过来有人行凶。刹那间，特务的匕首在杨拯中的身体之中已经抽插了多次。杨拯中脸色惨白，身体慢慢倒下。此时，杨拯中仍不忘提醒父亲，他用尽全身力气，高喊了一声：“爸！”然后倒在了血泊之中。
走在前面，正准备进入另一间卧室的杨虎城将军，听见儿子杨拯中的叫声，他正想回头看。结果，一把冰冷的匕首就插进了杨虎城将军的腹部，杨虎城将军大叫了一声“哎呀”。这时候，杨进兴立即用一块毛巾捂住了杨虎城将军的嘴，随后特务们一拥而上，拿着匕首在杨虎城将军身上乱捅，杨虎城将军也倒在了血泊之中。
杨虎城将军和儿子杨拯中遇害不到一个小时，又一辆汽车来到了“戴公祠”的门口。坐在小汽车上的是杨虎城将军的助手宋绮云，以及他的夫人徐林侠、不到9岁的孩子宋振中（小萝卜头）、大约8岁的杨虎城将军的幼女杨拯贵。
宋绮云一家三口曾经被关押软禁在白公馆，后来转押在贵州，这一次和杨虎城将军一起被骗到了重庆。由于，杨虎城将军的幼女杨拯贵和自己的孩子宋振中（小萝卜头）年纪相仿，所以他们坐在了一辆车上。
杨进兴等刽子手早已经在“戴公祠”内埋伏好了，他们按照此前杀害杨虎城将军的办法，先后将宋绮云、徐林侠夫妇，以及他们的儿子宋振中（小萝卜头）、杨虎城将军的幼女杨拯贵残忍杀害。此时是9月6日晚上12点左右。
干完了见不得人的勾当，杨进兴带领特务们在杨虎城将军等人的尸体上，浇上腐蚀性极强的硝镪水，毁掉他们的容貌。然后，杨进兴又带人将尸体分别埋在“戴公祠”的花坛底下和预先挖好的坑内。没过几天，杨进兴害怕走漏风声，又命人在埋藏尸体的地面上打上了三合土，以掩人耳目。
1949年11月末，重庆解放之后，刽子手杨进兴最初躲藏在广安华蓥山一带当土匪，后来带着老婆田德俊来到了南充青居乡三村。此时，杨进兴化名为“杨大发”，他谎称是四川广安人，家里人全都死了，自己一路乞讨到了这里。村民们见“杨大发”衣衫破烂，可怜兮兮，便好心收容了“杨大发”，让他和老婆在村子里废弃的草屋里居住生活。
由于杨进兴在重庆工作多年，学会了四川话，所以当他化名“杨大发”，自称是四川广安人的时候，村民们并没有对此表示怀疑。在村子里，“杨大发”为了掩盖此前的种种罪行，他表现得非常好，经常是一副吃苦耐劳的样子，得到了村民们的称赞。1953年初，“杨大发”还被村民推选为生产小组组长，还多次被青居乡评为先进人物。
然而，就在1953年5月，生产小组组长“杨大发”的身份，引起了人们的怀疑。当时，全国各地都在紧锣密鼓地开展第一次普选工作，青居乡普选办公室工作人员在核实选民身份的时候，发现生产互助组组长“杨大发”的身份有假。
按照“杨大发”的说法，他是四川广安人。可是，普选办公室工作人员在联系了广安有关部门之后，对方的回复是“查无此人”，也就是说广安并没有一个叫“杨大发”的人。普选办公室工作人员联想到“杨大发”几年前莫名其妙地来到青居乡三村，觉得“杨大发”的身份非常可疑，他的身上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于是，青居乡普法办公室将这一情况上报到了南充县公安局，请求他们帮助核实“杨大发”的真实身份。南充县公安局得到这一情况，立即开展了初步的排查，这不查不要紧，一查就发现问题了。
由于没有“杨大发”的任何资料，所以公安人员将核查对象放在了“杨大发”的老婆田德俊的身上。公安侦察员化装成青居乡其他村的村民，刻意接近“杨大发”的老婆田德俊，和她拉家常。在拉家常过程中，“杨大发”的老婆多嘴，向侦查员说出了“自己老家在重庆的乐碛镇”这个重要信息。
于是，南充县公安人员顺藤摸瓜，赶到重庆乐碛镇调查走访，乐碛镇此前确实有一个名叫田德俊的女子，不过很早就离开家乡了。经过细致周密的调查走访，公安人员找到了当年在田德俊家干活的长工雷开云。而雷开云的一句话，让公安人员感到吃惊。雷开云对公安人员说：“田德俊嫁给了一个名叫杨进兴的男人，听说这个男人在重庆当官。”
公安人员很快梳理了一下，田德俊的身份准确，她的丈夫名叫杨进兴，解放前曾在重庆当官。那么，青居乡三村那个自称“杨大发”的人是谁？他会不会就是杨进兴呢？公安人员开始调查杨进兴这个人，发现杨进兴竟然是重庆白公馆特别看守所所长，而且手上沾满了爱国人士和革命志士的鲜血。
为了尽快弄清楚，“杨大发”是不是杨进兴，公安人员拿着“杨大发”的照片，再去找雷开云辨认。雷开云一口咬定：“照片上的这个人，绝对是田德俊嫁的那个男人——杨进兴。”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南充公安局将情况层层上报，最终“杨大发”的照片被送到了北京功德林监狱。这里关押着一位肯定认识杨进兴的人，他就是军统大特务徐远举，此人曾是杨进兴的顶头上司。
经过徐远举的仔细辨认，照片上的“杨大发”的确是一个军统特务，即曾经担任白公馆特别看守所所长的杨进兴。一切都真相大白了，罪大恶极的杨进兴终于被找到了。1955年6月11日晚上，南充公安人员悄悄来到生产互助组组长“杨大发”的家门前，将化名“杨大发”的杨进兴逮捕。
1958年5月16日，在经过一系列审讯和审判程序之后，杨进兴被押赴刑场。当时，刑场周围挤满了当地的人民群众，他们听说杀害杨虎城将军的凶手杨进兴，马上就要被执行死刑了，大家兴高采烈，拍手称快。随着枪声的响起，罪大恶极的刽子手杨进兴倒在了血泊之中。杨虎城将军等一批爱国人士和革命志士，如果在天有灵的话，他们终于可以瞑目了。让我们向烈士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