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是我们生活必不可缺的要素之一，可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也时时刻刻困扰着百姓家，但种种数据又显示，公立医院大面积依旧呈亏损状态，那么钱财究竟是去了哪里、又进了谁的口袋？
医院不盈反亏的数据从哪来？
带着这个思考探究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故事就要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公布年收入总额报表这件事开始说起。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年公布的年总收入为218.78个亿的总额，将自己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平均日营收的总额为6000万元。
于是，充斥了各种争议和阴谋论，会质疑公布总额的意图是为了炫耀自己的成绩单，或者是质疑这笔总额费是黑心钱。
平心而论，我们作为社会成员，作为享用医疗体系的一员，我们用我们自己的生活实践经历论说，每次入院满满的钱包咻的一下就会被裁掉，医院难道不是最大的受益者吗？
但这里要明确的告诉各位：我们国家公立医院并不是营利性质的，且大多数情况下收支平衡，更有甚者会自负盈亏，如下且让我排一组数字慢慢比对。
就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18.78亿这个数字而言，首先我们要科普的是公布营业额，这是国家对非营利医院的要求。
其次，总收入218亿元中，总支出就已占208.34亿，此时结余10.56亿元，更别说其中9.8亿来自财政拨款，综上所有数据，郑大附院才刚好基本保持收支平衡。
且郑州附属医院平均日接诊量有一万多人，已经算亚洲规模最大的医院了，这般大规模的医院收支情况尚且如此，那其他医院还有的赚吗？
2020年，全国将近半数三甲公立医院医疗盈余呈负数，2019年数据更不可观，平均盈余率周期约在3%左右，盈余率中位数为1.69%，17.6%的三级公立医院存在亏损。
《2018年度全国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国家监测分析有关情况的通报》称，全国公立三级医院平均资产负债率高于40%，约三分之一的医院负债率大于50%，就是说这些公立医院不仅不赚钱，还要依靠借助外力续命。
然而这组数据也只是针对与三甲医院，是整体医院的冰山一角，要以此数据作为推算依据，一二级医院和社区医院的现状可能会更为悲惨。因此，大形势上来看，绝大部分情况下公立医院都是自负盈亏，余粮极其稀缺。
这个结果肯定会让很多人觉得出乎意料，那么这些钱究竟去了哪里？
交给医院的钱都到哪里去了？
【1】冗员增加支出
这里有一组数据显示，2019年，三级公立医院人员经费占支出比重的中位数为37.84%,平均数为35.94%。纵向比对，和其他各行人员薪酬比较，茅台的员工薪酬只占营收的3%，连工商银行这种金字塔顶端收入的宇宙行员工薪酬也只占营收3.68%。人员薪酬占比的分配不均衡，也是医院财政的问题项。
关于冗员，通俗来看就是，各个闲杂科室或“形式”部门安排多余人员，临床工作者以及骨干科室成员寥寥无几，但最后却要一起同分一杯羹。
就好比工地包工头拉着自己兄弟领导站在土堆旁，看工地里卖力工作的人工作，这是他们戏谑的平台，虽是有些夸张的比喻，但很多医院普遍存在的情况就是：
医生的绩效工资是考核科室的绩效，而其他职工则是拿着医院的平均绩效，且绩效的计算方式并不公开透明化。于是，就存在这样的现状：少数一线医护人员养着一群行政人员。
【2】药品器械成本高昂，利润减少
医改前，也就是三十年前，1980-2003年这段时间，一直存在的都是“以药养医”的收入经济模式，这段历史我们会在后文细细详述。
而关于药品器械的利润额来源是这样介绍的，药从药厂进入医院的流程与药商有着极大的关系，一盒药要想进入医院，先要竞标药本身成本价10元，计算回扣：接着计算再分给销售公司多少个点、医院多少个点、大夫多少点的回扣后，中标价提至100元。
药从医院卖出，再加价格15%卖作为利润，到患者手里，飙升为115元，以此类推，越贵的药品，回扣的过程更为复杂，这也是更多医院倾向于选择价格高的中成药的原因。
但随着政策的颁布，医改以后，国家明确规定了医药的药占比和耗占比，也就是限定了医院收入中成药和医疗器械的占比，因此很多时候都让患者到外面药店去买药。
但事实是，对于患者而言，很多处方药去医院之外的地方购买很难找到药材品，且现象普遍。因此，自从取消药品和器械加成后，很多医院被曝出亏损！
【3】政策调整后医保控费+财政补贴紧缩=收入减少
同时，近年国内外经济形势总体发展情况不胜明朗，财政补助年年紧锁，难怪医院即使每天人满为患依旧会哭穷。
医疗费用的增长速度过快，超过医保基金增长速度，基本状况已是入不敷出，对于政府拨款的财政金额而言，冗余的医疗人员的工资补助都不够被补充。
剖幽析微，医院收入与支出的占比具体总额究竟是多少，别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揭晓。
12%的收入来自财政拨款，这还是经过漫长的过程才争取来，又是和医改相关的一个话题了。83%来自门急诊、住院收费，再将83%分解开来，29.4%来自药品收入、2.2%来自卫生材料、11.5%来自检查费用
再去结合收入和支出比对，以2021年公立医院平均药品收入7770万元—药品支出7555.2万这组数据比对来看就可得知，器材药品多少钱买就多少钱卖，医院根本没有机会从差额费中薅取到羊毛，药品和耗材的消费医院是赚不到的。
那么，医院收入又是来自于何方呢？
拍片费和化验费走量单是医院的绝对收入，CT机和核磁共振机日夜不休地工作才撑起医院内部绝对收入的支柱 医院的年终奖的发放要抱紧以上科室的大腿咯。
在这里，我们要系统的谈一下医改。
医改能改变什么？
30年前我国医疗卫生的主要状况是没医院、没药吃，数据显示，1980年我国的医院不到1万家，1992年 医改建设靠国家，吃饭靠自己，为了吃得起饭，公立医院开始创收，一些医院想办法办专科，另一些医生专家到处走穴。
此时，医药代表开始发迹，在医疗长和医院之间能有多个中间商的存在，最后一环的医药代表还能从给医生和医院的提成中再捞一笔金额，由此来看，这条链子上的人均能受益。
在这庞大的资金额的基础上，医疗机构的数量和种类都多了起来，2000年已有32万家，此时，对立面就日益显现，患者看病难、看病贵，成了医疗体系中较为尖锐的突出矛盾。
我国每五年会进行一次公共卫生服务调查，2003年，第三次全国卫生服务数据显示：48.9%的人口因经济问题有病不能就医、29.6%应住院而不住院，但医院逐利的风向并未因此改变。
因为这一点，江苏宿州刮起了一阵“卖医”潮：2000年宿迁几乎把宿迁所有的公立医院全部卖掉，这意味着，政府完全不用拨款，医院盈利则由投资商和医院管理者共同享用。
这是一场丰盛家宴，无比诱人的蛋糕摆在眼前，引得社会各方垂涎已久，瓜分盛宴似乎即将来临，卖医院的动作蔓延到各省市，1家、5家、20家，数字不断攀升，受邀于南方周末的媒体说，受雇于美国医疗投资集团的专家美滋滋的说，至少要有60亿美元的资本在等着收购中国医药。
在这个关口，让他们彻底断念的是一记重锤：2003年SARS来袭，暴露了公共卫生体系上的投入不足，导致基层卫生体崩溃，《中国青年报》刊出报道，国务院研究机构称，我国医改基本不成功。
此时，我们国家才真正意识到财政支持力度不够衍生的医疗卫生体系走向错误，自此中央和财政拨款如开了水闸一般，却又出现新的难关：钱要怎么去花呢？政府投入的比重是侧向于补供方还是补需方呢？由此，衍生出医改大辩论。
医改大辩论
2006年之后国务院成立了医改领导小组，全球征求意见，当时麦肯锡、世界银行、世卫组织、北大也加入了方案征集，世界各方集思广益，综合考量已有的现实问题和世界各地存在的卫生医疗内部的矛盾，各抒己见，于2009年发布最终辩论结果：
新增投入三分之二补需方，三分之一补供方，之后我们看到参保人数直线上涨，医院的财政补贴也涨到了收入的12%左右，卖医院的情况消失，从此时，公立医院的本质目标才扭转过来，不再以盈利为目的，资本大蛋糕的分配和争夺因此告一段落。
同时，我国医疗卫生政策颁布的天平不断倾向补需一方，为了切断医院扭曲的利益链条，医改政策围绕药价、医用耗材降价制定。
比如，公立医院15%药价加价被取消，2017年实行两票制，砍掉药品从药厂到医院的流通环节，只留下药厂、药品销售代理 2018年 4+7 带量采购，药品价格由国家出面谈及，抽其根本。
小编此处也并不是空穴来风的夸夸其谈，第四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数据显示：因经济问题有病不就医的比例降到了24.4%，第五次调查显示的数据更为明朗，直降到了7.6%。
现阶段看来，每个阶段改革解决一个问题，解决得越成功，带来的下一个问题越突出，公立医院市场化运营的破除，解决了缺医少药的老问题，随之而来的是老百姓负担不起的新问题。
降低药价加上全面医保覆盖，带来的新问题则是医保基金压力骤增，以及医院收入减少，由于近两年，还有负担一部分防疫支出，医院收入也随之减少，医生收入也捉襟见肘。
由此，总体看来，卫生事业真正面临的难题是五方共同面对的：患者要看得起病、药企要有钱可赚、医生要有体面的收入、地方财政负担得起、国家医保能覆盖得了，这就是一场五人扑克赛的角逐。
医院只是医疗系统的冰山一角，围绕我国的医疗系统有更多能说的故事，很多医者保持最初的使命感，医者仁心，在各种力量的交织中，尽力保持生命火把不熄。他们，值得我们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