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小日子过得不错的日本友人在各方面上都有浓厚的德意志情结，从国民性格、垃圾分类学到现代工业基础建立，甚至连田中芳树这种中国文化爱好者，也会热衷于在小说里建立日耳曼风格的《银河帝国》《银河英雄传说》。这书你说要是搁在有罗马情节的西方作家那里，那莱茵哈特不得改名叫凯撒吗？
但是在对待战争历史的态度上，德国是这样的。
而日本是这样的。
战前德国那些普鲁士权威主义、浪漫民族主义和伪科学种族主义，直到今天还在日本留存下来。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从人类学和文化学角度认为日本是威胁民族，民族性格也存在劣根性这种说法，你非说他对也不是不行，只是可能过于命定论。而且即使是德国在悔罪成为共识的今天，也常常有新的诱因出现。那么问题的关键到底出在哪儿了呢？
对于日本和德国民众而言，战争是什么呢？德国人可能更愿意称其为希特勒时代，这是为了避免和其他战争混淆。他们脑海里浮现的是东德战场上挨冻的士兵以及被炸毁的城市。
而对日本而言，只有自由派才把二战叫做太平洋战争。那些坚持认为日本发动战争是为了把亚洲从布尔什维克主义和白人殖民者魔爪解救出来的日本人，则称其为大东亚战争。比如写了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林房熊肯定就不是自由派，而战争结束的记忆或许德日两国人民就非常统一了，那就是废墟。
当苏军手举红旗登上柏林断垣残壁的国会大厦，楼顶远处就是被摧毁的居民楼，此种悲剧场景，是一种邪恶的穷途末路。
而在日本，最著名的怕是天皇在八月十五日的御樱放送，以及斑驳残破的广岛长崎和到处都是焦炭和弹坑的东京，他们和远处欧洲被熏黑的科隆大教堂一起，让一切精神和格言都陨落，他们宣讲着虚无主义的布道。
如今在东京，过去对日本主要战犯实行绞刑的监狱被一栋摩天大楼和购物中心取代，物质繁荣，像一层厚厚的白雪把过去掩盖，掩藏出了所有痕迹。对二战有切身记忆的人往往激烈反对战争，不管战场在哪儿，但三十到五十岁的人态度就没那么强烈。至于年轻，因为受到大众美丽的影响，不是倒在这边就是倒在那边。
海湾战争的爆发唤醒了很多德国人的ptsd，尤其是在波恩爆发了大规模反战游行后，到处都是标语和呐喊。他们跑到以色列送钱、送武器，因为他们认为德国内心有愧又似乎。德国人的罪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得到缓解，甚至一笔勾销。
西德人频繁劝人哀悼过去，不仅是出于德国宗教文化里的一种敬虔主义，而且德国主流社会认为，只有坚定地站在西方同盟里，反思二战的所作所为，才能更加接近所谓的文明被西方世界所接纳。
在东京，日本政府的官方立场是支持海湾战争，海湾战争离人们很遥远，他们是为一种美国想要在特定地区统一价值观的图谋。而对日本人而言，美国在这个事件里的比重要远比犹太人大。因为他们当年是在美国人手下吃尽苦头，又不是他们屠杀了犹太人，所以他们没有负罪感。但他们又认为日本在战后本有机会和过去一刀两断，但美国人允许保留天皇，同意那些官僚政客继续统治日本。
也是，美国人把日本变成了美帝国主义在亚洲的帮凶。简单来说就是和我没有直接关系的战争，我不关心，并且我的罪是别人的锅。
相较于德国人，日本很少关注他们带给别人的苦难，更倾向于推卸责任。从政治角度来看，当年自由民主体制在日本并未取得像联邦德国那样的成功，天皇统治在战后的日本仍然占据相当大的思想性，而日本神圣的统治者被美国人摘下光环后，自卫权也被剥夺了。
“好，剥夺就剥夺，反正也不想打仗”，疲惫的日本人心想。
但冷战的爆发又促使日本推翻了自己的宪法，建立了一支本不该存在的部队。
世界上最糟糕的局面产生了，主权没有回来，仍然存在不满，情绪在逐渐积攒。
鹰派愤怒于日本，被搞得一蹶不振。鸽派又恨美国人阉割了和平宪法，双方都感觉自己是受害者，而民众在这种政治影响下根本无暇反思。战争就先一步加深了自己是受害者的印象。他们认为德国犯下的是种族灭绝的重大罪行，而自己发动战争只不过是众多战争里并不特殊的一个，这也是为什么日本人承认他们的战事问题比德国人更难。
我们也可以从战后催生的文化上寻找答案。
战后，外国占领引发的羞耻感和怨恨情绪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五十年代，日本涌现了一系列批判战争、审判不公和美军轰炸惨绝人寰的影片，创作者对于美军基地内的阴暗面描写有着色情般的痴迷，比如黑人、美军、强暴、天真的日本少女，地点往往在象征朴素田园牧歌式的洁净水稻田里，这几乎成了一种标准套路。这种扭曲的浪漫主义也影响着战后一代人的个体记忆。
比如日本剧作家唐十郎曾说：四周能看看到地平线，天空如此明亮亮的一切都很刺眼，能在废墟里玩耍真好，就像是梦境拼成的风景。
散文家坂口安五在名作部落论里，把日本遭遇的空袭描绘成一幕壮丽的奇观，一场足以致命的烟火表演。
他陶醉地写道：人们听天由命的诡谲之美是少女们在一片焦土上四处走动，在破败和毁灭里绽放出笑容。
这样说可能不太好理解，我们可以尝试这种逻辑解读。当一件耻辱而且苦难的事降临在自己身上，既然无法否定和反抗，那就用浪漫主义和虚无主义来美化它。就像自负的知识分子认为贫穷是一种美德，一文不名的人最纯洁。
因此尽管在那个年代有一大批左翼。作者坚定清醒地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但那一代日本人仍然受到了这种麻醉剂般的浸泡在废墟里，穿上精美的和服。谁说叙述战争能让人们离历史更近呢？有时候反而会更远、更不真实。
当然，战后的清算也是重要的一部分。
战后，德国的纳粹领导层被一锅端，而日本只是少了几位海陆军将领，希特勒当然是罪无可恕的纳粹头子，但大部分日本人并不认为天皇算是法西斯独裁者。而许多谨小慎微的日本政客，也没有谁像戈林或戈培尔那样具有匪气和狂妄。
日本的指挥系统一团乱，根本精确不到哪几个人掌控了大局。
战争研究学者伊恩布鲁马在书里写道，许多日本人喜欢把自己和德国人并列谈论，认为他们都喜欢走极端，都有高度自律，并且都是种族主义者。但德国人对二者之间的联系往往闭口不谈，当德国人谈到典型德国做派时口气。清一色都是贬义。
相反，日本人说，典型的日本做派时通常带有自我辩护和自豪，就算是要讨论战争，日本人通常讨论的也是和美国的战争。当对侵华战争持强烈保留态度的日本人，听到1941年他们偷袭了珍珠港时，是洋溢着爱国主义自豪感的。
当战后被美军军事占领时，他们对这些带来音乐、口香糖和民主课程的美国大兵同时抱有感激、反抗和羞耻感，这在当时很多虚构的文学作品里都有展露。他们恨美国，又向往美国，他们从美国身上学到的不是民主，而是进步和发展的价值观只有变得和美国一样富有，甚至还要更富，日本才能真正从这种羞耻感里脱离在这种强烈的渴望对比下，导致他们沦落至此的战争里，犯下的最贱记忆似乎反而不值一提了。
卡尔雅斯贝尔斯在讨论战争罪行的文章里写道：人们应该为统治他们的方式承担集体责任，如果统治国家的是个罪恶政权，人民就不可能逃脱罪责。
他写这话时指的是三十年代德国广场上狂热的民众，因为希特勒是靠投票上去的。
但天皇就在那里，不需要竞选，也不会退位。所以只要把一九四五年那个一身戎装的男人换上西装，坐在东京审判庭上，他就实实在在成了民族象征，他无辜就是日本人民无辜。他们就像是天皇一样，被军事领袖骗了，一心祈求和平的他们是被迫拖入战争的，所以天皇在战后成了日本人捍卫的对象，同情天皇就是同情自己。
只要坚持把责任推给军队和官僚，他们就永远不用反思自己的罪行，反思自己到底为什么会受人摆布，他们必须为自己生活的社会负责，这是最残酷的评价，因为这就好像奴隶要为其主子的血性负责，但缺了它维系社会的必要，制度就无法存续。
人永远只能像个躲在大人裙子里的幼稚孩子，以胆怯和自暴自弃的视角看待世界。
珍珠港事件五十年纪念日时，檀香山市长邀请日本官员来参加仪式，但前提是必须为战争道歉。日本政府拒绝了。
内阁副长官石原信雄说：全世界都负有战争责任，美国也应该道歉，因为战争无法避免，参与其中的各方都应该反思，这番言辞就很像个任性的小孩在跺脚。
这种幼稚并发生在日本战后的方方面面。文学家笔下废墟里欢笑着追逐的孩子，是中年妇女，模仿着女高中生的语气，叽叽喳喳地聊天；是清一色可爱风格的动画和音乐；电视达人们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是游戏厅里的中年男人，因为还是孩子，所以无需遵守规则，也无需承担责任。
许多人相信日本无可救药，他们势必永远是一个危险、神秘和孤立的民族。甚至有些日本人自己也这样认为。
这种说法不见得正确。但我也觉得只有在完成对战争与和平真挚的直视和承担后，日本或许才真的有可能以一种成熟的心态去面对未来，而非以后在另一场奥运会开幕式上，继续以旁人不能理解的方式歌颂和平与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