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中古时期墓志包含着丰富的信息。相对于墓志背后蕴含的“史料分析”与“史学分析”,1墓志作为随葬品的角色、纹饰作为墓志的有机组成部分,却极易被忽视。现有对唐代墓志纹饰的研究与利用,大多还局限于美术方面,缺乏对墓志纹饰的综合研究及探讨所蕴含的文化内涵。2因墓志纹饰种类繁多,若一一列出,便流于简单介绍,故下文集中对隋唐墓志纹饰中的十二生肖图案加以讨论,十二生肖图案虽有学者研究,3相关学术史已由谢明良等加以详细梳理,4然未能将唐代墓志作为墓葬中随葬品的一部分加以考察,也未能结合四神图案,探寻十二生肖纹饰的渊源流变、地域、时代分布特征、墓主身份等相关问题。在进行具体的讨论之前,需对其进行考古类型学的研究。
二、类型学研究
已公布的墓志(详见附表一七),根据十二生肖所饰位置的不同,将其分为两型:
A型十二生肖位于志文四侧。根据十二生肖头部差异,可分为两个亚型。
Aa型头部为兽首。根据十二生肖自身形态的演变,分为两式:
I式十二生肖为动物。标本有王君愕(图一,1,昭陵博物馆,201561-62、5段蕑璧(图一,2,昭陵博物馆,2015)80-81、牛进达(图一,3,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0,昭陵博物馆,2015) 34、76-77、长乐公主(昭陵博物馆,2015)57、韦贵妃(昭陵博物馆,2015)155,详见附表一。
图一Aa型Ⅰ式
1.王君愕墓志2.段蕑璧墓志3.牛进达墓志
牛进达墓志,志盖盖文5行、满行5字、篆书,顶周边为曲枝卷花纹,四杀为四神,间饰云、山。十二生肖动物纹位于志文四侧壸门内,间饰云、山。
Ⅱ式十二生肖为兽首人身。标本有张去逸(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3)120、曹怀直(胡戟等,2012)598～599、郭晞暨妻长孙璀墓志(图二,西安碑林博物馆,2014)413-417。详见附表二。
郭晞暨妻长孙璀墓志,志盖盖题四边饰牡丹纹,志盖四杀饰四神纹,十二生肖位于志石四侧壸门内,跽坐,兽首人身,手持笏板。
图二Aa型Ⅱ式
郭晞暨妻长孙璀墓志文下方生肖纹饰
Ab型头部为人首。根据冠部有无动物生肖,可再分为Aba、Abb两型。
Aba型十二生肖为人首人身,文官形象。标本有赵晋妻杜氏(图三,西安碑林博物馆,2014)514-516、司马傪(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3)234等墓志。详见附表三。
赵晋妻杜氏墓志,十二生肖位于志石四侧壶门内,人首人身,手持笏板,头戴单梁冠。6
图三Aba型
赵晋妻杜氏墓志下方中部纹饰
Abb型十二生肖为人首人身,头冠上立一动物生肖。标本有李元简墓志(图四,1,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2)292、韩恭夫人李氏墓志(图四,2,胡戟等,2012)1048-1049、牛存节墓志(图四,3,胡戟等,2012) 1062-1063。详见附表四。
李元简墓志盖四杀为四神及云纹,志文四侧为十二文臣,手持笏板,头顶十二生肖,坐姿。
图四Abb型
1.李元简墓志2.韩恭夫人李氏墓志3.牛存节墓志
B型十二生肖位于盖文四侧或四杀。根据十二生肖动物头部的不同,分为以下两个亚型:
Ba型头部为兽首。根据十二生肖自身形态的演变,分为两式:
I式十二生肖为动物。标本有康氏妻王氏墓志(图五,1,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15)26、徐买墓志(图五,3,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15)28、武徵墓志(图五,2,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15)29。详见附表五。
康氏妻王氏墓志盖文2行、满行2字、篆书,周边为十二生肖动物纹,四杀及四侧为缠枝花纹。
Ⅱ式十二生肖为兽首人身。标本有王徽墓志(图六,1,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等,2003)5、段岩墓志(图六,2,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4)98、刘公墓志(图六,3,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4)89、赵悦墓志(图六,4,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等,2003)9。详见附表六。
王徽墓志盖文2行、满行2字、篆书。志盖四杀刻十二生肖,兽身人身,站姿,双手拱于胸前。
Bb型头部为人首,人身,文臣形象,双手合抱生肖。标本有吴金墓志(图七,1,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等,2003)14、蔡雄墓志(图七,2,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等,2003)16、王时邕墓志(图七,3,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等,2003;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等,2012)27、22-23、唐刘府君墓志铭盖(图七,4,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等,2003)40。详见附表七。
王时邕墓志,盖文2行、满行2字、篆书,四杀刻十二生肖,兽首人身,站姿,双手合抱十二生肖。
图五Ba型Ⅰ式
1.康氏妻王氏墓志2.武徵墓志3.徐买墓志
图六Ba型Ⅱ式墓
1.王徽墓志2.段岩墓志3.刘公墓志4.赵悦墓志
图七Bb型墓志
1.吴金墓志2.蔡雄墓志3.王时邕墓志4.唐刘府君墓志铭
三、时空演变
通过以上型式的划分,结合附表中唐代墓志的出土地点、年代与墓主身份等情况,可知墓志中的十二生肖装饰早期集中出土于西安及附近地区,呈现向外扩散的趋势,武周时期及以后呈现出强烈的地域分布特征。下文将其演变过程主要划分为唐初至高宗上元年间、武周至玄宗开元以前、玄宗、唐肃宗至唐末五代四个主要时期。
第一期唐初至高宗上元年间。饰有十二生肖墓志的类型仅见Aa型I式,生肖为动物,集中出土于陕西西安地区,部分见于礼泉、富平等帝陵陪葬墓中。墓主身份等级高,多为唐建国元从及其后裔、唐宗室及其姻亲、王府僚佐。7
属于唐建国元从及后裔者有李少檀(西安碑林博物馆,2014)41-43、李立言(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3) 17、陈叔达(西安碑林博物馆,2014)50-52、阴弘道(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2016) 52-53、丘师(赵君平等,2012) 135-136、胡演(胡戟等,2012)76-79、谢统师8(西安碑林博物馆,2014)61-64、王君愕(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0)31、张素(西安碑林博物馆,2014)65-68、唐俭(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0)41、唐晏(胡戟等,2012)92-93、贺拔亮及夫人张氏(胡戟等,2012) 86-87、98-99、于哲(西安碑林博物馆,2014) 74-78、达奚珤善(西安碑林博物馆,2014) 83-84、戎瑚(西安市文物稽查队,2016)46-47、独孤瑛及独孤法王(西安碑林博物馆,2014,西安市文物稽查队,2016)89-92、48-50、9尉迟敬德及妻苏娬(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0)47-48、牛进达(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0)34、程知节(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0)57、李震(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0)58、卫胡王暨妻王氏(西安碑林博物馆,2014)116-117、王隆妻赵氏(西安碑林博物馆,2014) 118-120、刘贵(西安碑林博物馆,2007)102-103、郑仁泰10(昭陵博物馆,2015)136、李楷(西安碑林博物馆,2014)96-98、杜楚客(西安碑林博物馆,2014) 121-125、赵孝颙(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0)75。
属于唐宗室及其姻亲者有独孤开远(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3)20、独孤大惠(西安碑林博物馆,2014)106-109、赵王李福及妃宇文脩多罗(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0)71-49、彭国太妃王氏(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3) 30、邳国夫人段蕑璧11(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0)35、吴王李恪(西安市长安博物馆,2011)62-63、窦诞(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0)33、李知本(西安碑林博物馆,2007)93-95。需要注意的是窦诞既是唐高祖女襄阳公主之夫,也是在隋唐变革之际最早归附于李渊父子的窦氏家族成员,兼具宗室姻亲与唐建国元从双重身份。
王府僚佐特指李世民秦王府、李治晋王府的僚佐。因唐代前期王府僚佐与府主的密切关系,12故王府僚佐的性质类似于皇帝的元从集团。属于王府僚佐者有郭嗣本、刘辟恶(胡戟等,2012)122-125、贺若贞亮(赵君平等,2012)199-200等。
除上述三种情况外,在第一期以十二生肖图案为装饰的其他墓志,多有原因,如郭嗣本夫人长孙四娘,是唐太宗长孙皇后的族姑,卒后高宗皇帝下敕赐缣布二百五十匹,丧事所资随须官给。13李思摩及妻统毗伽可贺敦延陁,李思摩即阿史那思摩,是突厥达拔可汗之孙,在唐灭突厥前夕,率众归附李唐(昭陵博物馆,2015)68-69、72-73。唐君妻曹令姝,提及其子为上轻车都尉、赵王府副典军唐晏(西安碑林博物馆,2014)47-49,从前述建国元从唐晏墓志来看,建国元从唐晏与唐君之子唐晏为同一人,曹令姝之夫为唐光。张立德身份是秦城府果毅上柱国长寿县开国子(西安碑林博物馆,2014)79-82、张毅身份是银青光禄大夫、益州郫县令(西安碑林博物馆,2014)69-71,根据张立德暨妻窦氏长孙氏墓志、张毅墓志、张素暨妻山阳县主李氏墓志,所制张氏家族世系表如下:
张立德家族世系表张立德家族世系表
其中张毅,贞观十六年,由益州郫县令,转授辰州沅陵县令,贞观十八年终于沅陵县令任上,终年57岁,其生年在588年,张毅起家银青光禄大夫、益州郫县令,是入唐之后所授职官。张素墓志提及张素在义宁初归附李唐,随河间元王李孝恭慰抚山南,任李孝恭幕府司功参军事,后历任金州金川县令,南平州清河县令,曹州乘氏县令,转沧州景城县令等,其妻山阳县主李氏为济南王李哲第二女。张素是贞观十九年卒,春秋67岁,其生年当在579年。张恒的生卒年不详,但其子张立德贞观二十三年卒,时年49岁,张立德生于601年,张恒的生年似应早于张毅,而张恒与张素孰长孰幼,从目前材料来看还无法得知。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张氏家族在隋唐变革之际归附李唐,且张氏家族祖上均是高官,张立德墓志中所言及“奉牛川之驾”,似指张氏先祖自拓跋珪时代起一直追随北魏、北周、隋等北朝政权,且与李唐政权关系密切。达奚淑,是上柱国黔州都督十六州诸军事黔州刺史陈密公之夫人,建国元从达奚隆之女。至于其他墓主,详见附表一,故不一一列出。
第二期武周至玄宗开元以前(690-712年)。饰有十二生肖墓志的类型有Aa型I式、Ba型I式。
Aa型I式墓志大量减少,此期仅见4例,出土地集中于洛阳、西安地区,其中樊策的墓志志盖未见四神(运城市文物局,2012)180-181;陈法子为周明威将军守右卫龙亭府折冲都尉(胡戟等,2012)270-271,是入仕唐朝的百济人。14永泰公主墓志(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0)98、上官婉儿墓志,15更有可能是唐中宗复辟后,在恢复“永淳以前故事”的旗帜之下,在志盖装饰四神,志文四侧饰十二生肖的传统,于长安地区复兴的产物,如永泰公主墓志盖四杀为四神纹,志文四侧为十二生肖纹,是向李唐贞观至上元时期制度靠近;同时也有新的变化,上官婉儿墓志将志盖四杀的四神,替换成了瑞兽图案。
Ba型I式在武周时期出土于唐关内道北部地区(今内蒙古乌审旗、陕西靖边县地区)。墓主多具勋官身份或为军人,如王诠参与征伐南蛮战争,蒙授骁骑尉(故宫博物院等,2015)19。武周之后,Ba型I式墓志逐渐向南、向东传播,影响到唐潞州、两京地区,如陕西乾县章怀太子李贤墓志(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0)99、偃师李延祯墓志、16长治李度墓志。17可以说Ba型I式墓志集中出土于陕西靖边县和内蒙古乌审旗等地区,两京地区未有集中出土,此传统于武周时期在陕西靖边与内蒙古乌审旗形成,之后在中宗睿宗玄宗时期影响到其他地区。
第三期玄宗时期(712-756年)。饰有十二生肖墓志类型有Aa型I式、Aa型Ⅱ式、Abb型、Ba型I式、Ba型Ⅱ式,集中分布于陕西、山西、河南等三省地区,此期较有特色的是兽首人身、人首人身十二生肖。
Aa型I式墓志,第二期时(即唐中宗复辟之后)在长安地区再次复兴,玄宗时期再次兴盛。此期Aa型I式墓志集中出土于唐两京及两京之间的交通沿线地区。
此期随葬Aa型I式墓志的墓主既有驸马都尉薛儆(运城市文物局,2012) 182-183、玄宗元舅窦希瑊夫人王内则(胡戟等,2012)446-447、嗣虢王李邕、18嗣韩王李讷(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3)92、恒山愍王李承乾(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0) 116、常芬公主夫张去奢(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3)116、靖德太子李琮(胡戟等,2012)582-583等唐宗室及姻亲;王守言19(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3)106、李忠义(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3)124、屈元寿(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3) 126、李令问20(胡戟等,2012) 462-465等元从功臣;也有内侍高力士家人冯君衡(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3)91、高元珪(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3)138;更多的则是高层文官与高级将领,如姚崇父姚懿(中国文物研究所等,1994)432、凉府都督窦怀哲妻颜氏墓志(西安市文物稽查队,2016)118-119、兵部尚书中书令右丞相萧嵩夫人贺睿(胡戟等,2012488-489、右监门卫将军王泰(胡戟等,2012)414-415、右威卫大将军武威安元寿之妻翟六娘(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0)110、左羽林军大将军臧怀亮(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0)113、右金吾将军常山县开国公史氏契芬夫人(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0)107、右监门卫大将军兼静边州都督拓跋寂(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等,2015)60、忠武将军行右龙武军翊府中郎将裴智(赵君平等,2012)673-674。
Aa型Ⅱ式墓志,主要集中在唐玄宗天宝之后。此期仅见三例,出土于三门峡、咸阳、西安三地。墓主分别是雁门县尉摄蔚州司马兼河东道支度营田铸钱判官韩忠节21(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2)284、玄宗母昭成皇后的外甥张去逸22(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3)120、义阳郡长史桓执珪(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2016) 194-197。
Abb类型的墓志,此期仅见一例,出土于西安,墓主郭文喜是云麾将军左龙武军将军,唐元功臣23(西安碑林博物馆,2007)473-474。
Aba型墓志,此期虽有山东地区出土的天宝十一载(752年)樊六姑一例(西安碑林博物馆,2014)683-685,但考虑到此墓志非考古发掘出土,尚存疑问,需更多出土材料证实,故将Aba型墓志出现的年代定于唐文宗大和年间之后,详见附表四。
Ba型I式墓志,除继续在靖边县有所出土外,第三期分布范围略有扩大,呈现出以靖边县为核心,向周边扩散的趋势,如甘肃宁县、北京大兴、河南孟县、陕西陇县、山西长治等地也见零星出土。墓主多具有勋官身份或是军人,如侯莫陈思义(胡戟等,2012)376-377、贾璥、24郭逸(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0)104、任珪(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15) 51、马文静(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15)59、席子产、陈思礼(赵君平等,2012;陕西历史博物馆,2017)707、85-87。另有处士程最、25杨洪素(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15)68,侍中兼吏部尚书赠太师裴光庭、26陇州吴山县令赵君妻成果(西安碑林博物馆，2007)343-345,亦使用Ba型I式墓志。
Ba型Ⅱ式墓志,于此期开始出现,仅见4例,分布于北京、河南、广东三地。郭君墓志虽有残缺,但从残存的文字来看郭氏一族,原居太原,后迁于蓟州(今北京海淀),从义举、元从等字眼以及郭君生卒年来推算,郭君祖上参与到李唐建国之行动,后迁居到燕,郭君是唐建国元从后裔,迁居蓟州的郭氏家族“坐则甲第当衢,家僮若月,资等王孙之积,财丰猗顿之饶”,27成为蓟地豪强(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等,2003)4,家族极其富有。董䛒也是唐建国元从之后裔(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2)285。张九龄是尚书右丞相赠荆州大都督始兴公。28王徽是开元观道士,与唐政权联系紧密29(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等,2003)5。从墓志出土地来看,Ba型Ⅱ式墓志最早在幽州地区出现。
第四期唐肃宗至唐末五代。饰有十二生肖墓志类型除延续前期的Aa型I式、Aa型Ⅱ式、Abb型、Ba型I式、Ba型Ⅱ式外,新出现了Aba型、Bb型。最值得注意的是Aba型、Bb型在唐代河北藩镇地区集中出土。
Aa型I式墓志,集中出土于陕西西安地区。山西长治、壶关,河北邯郸零星出土。墓主已不见唐宗室或姻亲。墓主有元从功臣及后裔,尤其多有在德宗时扈从奉天的经历或忠于皇室的举动,如第五玄昱(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0)127、张涣30(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3) 203、刘士准31(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3)260、崔(西安市文物稽查队,2016)182-185、秦朝俭(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3)216、李镐(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3)141、元瓌(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3)146。亦有神策军使、内侍省、殿中省等官员,如李公夫人戴氏(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3)235、刘渶浰(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3)244、高克从(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3)252、王怡政(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3)267、与宣宗关系密切的段文绚(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3 254。葬于西安地区的地方行政长官,如崔侱夫萧公(胡戟等,2012)822-823、荆从皋(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3)305、师弘礼(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3)323。亦见财赋、技术官僚崔成简夫韦羽(胡戟等,2012)800-803。除上述墓主外,此期Aa型I式墓志墓主多具有勋官身份或是军人,如郭乾(西安市文物稽查队,2016)160-162、畅庭诜32(西安市文物稽查队,2016) 168-169、卫休晤(西安市文物稽查队,2016)170-171、常氏夫张朝翼(胡戟等,2012)770-771。亦有被低品级官员或处士所采用,如时清夫人王氏等(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4) 122。
Aa型Ⅱ式墓志,集中出土于西安及周边的咸阳、彬县、泾阳地区。河南洛阳、偃师、荥阳,河北清河、大名、定县、馆陶等地亦见零星出土。墓主身份与此期使用Aa型I式墓志的墓主有相近之处。第一类墓主是唐宗室及姻亲,如宜都公主(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3) 186、嗣吴王李宙(西安碑林博物馆,2014)477-479、萧佩(西安碑林博物馆,2014)503-505、杜惊与唐宪宗女岐阳公主之长女(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3;西安碑林博物馆,2007)243、717-718、纪王李言扬(西安市文物稽查队,2016)206-207、朗宁王之子李彦藻(赵君平等,2012,胡戟等,2012)980、886-887、河王李恂(西安市文物稽查队,2016)208-209、茂王李情(胡戟等,2012)912-913、庆王李沂(西安碑林博物馆,2007)810-812、夔王李滋(西安市文物稽查队,2016) 228-229、代宗皇帝之孙宝应县主(胡戟等,2012)1000-1001、康王李汶(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3)317。第二类墓主是元从功臣及后裔,如灵武扈从功臣曹怀直(胡戟等,2012)598-599、马璘、33程希诠(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3)153、梁昇卿、34李□倩(西安碑林博物馆,2007)596-597、牛名俊(胡戟等,2012) 756-757、段氏夫闾公(西安碑林博物馆,2007)631-633、张威德山夫宋公(胡戟等,2012) 760-761、武士穆(西安碑林博物馆,2007) 634-635、田元超孙田氏(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3)217、祁宪直(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3)227、建中兵变奉国玺赴行在的王希迁妻陈岫先,即尼那罗延35(西安碑林博物馆,2014)618-620、李敬实(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3) 272,有功于李唐的郭子仪家族,如郭晞暨妻长孙璀(西安碑林博物馆,2014)413-417、郭珮(赵君平等,2012;胡戟等,2012)851-852、718-719、郭镠及夫人韦珏等(西安碑林博物馆,2014) 662-665、666-668。第三类墓主是内侍省官员及家庭成员,如内寺伯祁日进(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3)159、内常侍刘超义子刘忠让(胡戟等,2012)808-809、内给事韩国信(陕西历史博物馆,2017)132-134、许遂忠(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3)225、杜英琦(西安碑林博物馆,2014) 517-519、姚存古(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3)232、梁守谦弟梁守志(西安碑林博物馆,2014) 545-549、刘文遂(西安碑林博物馆,2014) 556-558、似先义逸(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3)261、孟秀荣(西安碑林博物馆,2007) 764-767、王怡政妻刘氏(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3)264、宗进兴妻杨氏(赵君平等,2012) 1013-1014、梁公妻王氏(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3)265、朱士伦弟朱士幹(西安碑林博物馆,2014) 597-600、宋伯康(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3)274、杨居实(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3) 276、吴德鄘妻赵氏(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3)283、王彦真(胡戟等,2012)960-963、吴德鄘(西安碑林博物馆,2007)834-847、魏文绍(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3)296、魏公夫人韦氏(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3)297、魏孝本(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3)301、张叔遵(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3)308、郭佐思、36杨公夫人曹延美、37周孟瑶(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3)318、郭顺祐妻刘氏(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3)325,不少内侍人员为监军使。其余多为高层文官、高级将领及其家人、地方行政军事长官,如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赠司徒杨绾、38幽州卢龙节度使刘评之子,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行左武卫大将军兼御史大夫东莱郡王赠洪州都督刘源(西安碑林博物馆,2014) 453-456。唐中后期,方镇使府僚佐成为出仕的主要途径,此期十二生肖纹饰亦多见于任职藩镇者。财赋、技术官僚的兴起,任职司天台的李素(文贞),前后共五十余年,经历了代、德、顺、宪四朝皇帝,最终以“行司天监兼晋州。史翰林待诏”的身份,于元和十二年去世。39其余还有曾任盐铁巡官等职务的陆君(西安碑林博物馆,2014)500-502,凤翔等道巡覆军粮史判官殿中侍御史内供奉魏式(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2016) 252-253,诸道盐铁巡官朝议郎试大理司直兼殿中侍御史严愈妻李氏(西安碑林博物馆,2007)693-695。其他墓主多具勋官身份或为卫府军人。
Aba型墓志,共8例,仅见于第四期,年代集中在文宗大和年间以后至唐末。在唐文宗时出土于西安地区,唐武宗至唐末主要出于魏博节度使地区。墓主既有奉天定难等元从功臣司马傪、魏博节度使楚国公赠太师何弘敬等高官,也有忻州别驾赵晋妻杜氏,处士许和等。
Abb型墓志,此期共有8例,辅以五代宋初材料可知,咸通以前集中出土在西安地区,咸通以后集中出土于河南地区。墓主身份多样,既有成德军节度使尚书左仆射王承宗之季女,40观鸟隼而千里知其驯、察毳羽而知其掌中异的御用驯鸟师张荣恩,右神策军衙前正将专知两市回易的贾温(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3)231,也有无任何职官的墓主,如陆长真(西安碑林博物馆,2014)469-470、李元简(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2)292等。五代至宋初,使用Abb型墓志出土于河南洛阳、偃师地区,墓主品阶较高,如参与后梁建国、检校司徒昌黎郡开国子韩恭(胡戟等,2012) 1048-1049,检校户部尚书右千牛卫将军兼御史大夫上柱国申鄂(赵君平等,2012)1097,梁故天平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赠太师牛存节(胡戟等,2012) 1062-1063等,详见附表四。
Ba型I式墓志,此期逐渐式微,仅见5例,分布中心也由第三期以靖边地区为中心,向长治、北京、韩城、扬州转移,但仍集中分布在北方地区,墓主身份多元化。
Ba型Ⅱ式墓志,第三期在幽州地区出现后,第四期分布区域虽有扩大,但仍集中出土于唐幽州及河北道南部其他地区,另山西太原也见集中出土,华阴、彬县等关中地区零星出土。墓主身份类型与出土地点多有呼应,如出土于太原、华阴、彬县的墓主多是平定安史、仆固怀恩、二王四帝等乱的元从功臣及其后裔,如张奉璋(张希舜等,1991)133、张文绪(张希舜等,1991)134、张嘉庆(张希舜等,1991)138、杨眘(赵君平等,2012) 796-797、舍利石铁(张希舜等,1991)143、徐超(胡戟等,2012) 790-791、赵进诚(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0)134。个别墓主如冯承宗忠于唐室,卒于李怀光之乱(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0) 129。出土于唐幽州及河北道南部其他地区多为藩镇军将,如曹朝宪、41华封舆(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等,2003)29,亦见下层官吏、处士等,如孙如玉(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等,2003)15、史光(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等,2003)17、田公夫人阳氏(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等,2003)8。Ba型Ⅱ式墓志多出土于唐河北道、河东道地区,墓主亦多当地士人。上述两地区之外发现的Ba型Ⅱ式墓志,墓主恐怕也与两地联系紧密,如陕西扶风出土的东方海墓志,志文揭示了东方海为厌次人(今山东惠民县,唐为河北道棣州),从东方海终于德州故里来看,其为河北道人士的可能性更大。
Bb型墓志,始见于唐德宗时期。除河北沧县刘元政夫人张氏(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4) 136外,其余均出土于北京地区。墓主多为幽州等藩镇的军将、刺史,如幽州节度押衙王时邕、赵从一(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等,2003)32,幽州节度判官王公淑(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等,2003)26,幽州节度衙前讨击副使温令绶(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等,2003)34,亲事兵马使充使宅将副将茹弘庆(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等,2003)37,平州刺史卢龙节度留后周璵(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等,2012)20-21,妫州刺史充清夷军营田等使刘钤,42幽州卢龙节度押奚契丹两蕃副使摄蓟州刺史张建章,43莫州刺史上柱国申国公蔡雄。亦有基层官吏,如幽州潞县丞艾演、44蓟州司仓参军李洪(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等,2003)20。
十二生肖位于志盖四杀,几乎成为河北地区的一个符号与标志,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色,甚至演化为本地的一种传统。此传统影响到后来的辽朝,唐末五代时期又随着河北军士的崛起而影响南唐。典型标本有南唐昇元四年杜继元墓(南京市博物馆等,2014)45,保大四年(946年)陇西太保夫人王氏墓志(王思礼等,1991)157,杨隆演之妻吴宣懿皇后墓铭(南京市博物馆等,2014)48,葬事依中朝之轨式的后唐德妃伊氏墓志,45辽开泰七年陈国公主。46
四、相关问题研究
1.“四神+十二异兽”组合
Aa型I式,自唐太宗贞观年间至高宗初年逐渐形成唐代高等级墓志用“四神+十二生肖”的构图模式。此期,借鉴Aa型I式(即“四神+十二生肖”组合),出现了“四神+十二异兽”的组合模式,即志盖四杀饰四神,异兽位于志文四侧壸门内。墓主有杨温(图八,1)、丘英起(赵君平等,2012) 139-140、长乐公主(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0)29(图八,2)、王君愕妻张廉穆、新城长公主(昭陵博物馆,2015)132、郑仁泰、纪国太妃韦珪(昭陵博物馆,2015) 155(图八,3),以上墓主除丘英起外,其余均陪葬昭陵。
图八杨温、长乐公主李丽质、韦贵妃墓志纹饰
1.杨温墓志2.长乐公主墓志3.韦贵妃墓志
以上墓主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唐宗室与后妃,如长乐公主李丽质,唐太宗第五女,陪葬昭陵(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0)29。新城长公主,唐太宗之女,高宗之妹,其葬事宜依后礼(昭陵博物馆,2015)132。韦珪是唐太宗贵妃、纪国太妃,临川长公主、纪王李慎之母(昭陵博物馆,2015)155。另一类是唐初建国元从功臣,如特进观国公杨温,即杨恭仁,参与平定凉州李轨、瓜州刺史贺拔威之乱,薨后有诏陪葬昭陵,其家族联姻帝室,如杨恭仁弟杨师道尚唐高祖女桂阳公主,从侄女为巢剌王李元吉妃,从侄杨思敬尚唐高祖女安平公主,甚至到杨恭仁曾孙杨慎交时,仍尚中宗长女长宁公主(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0)28。幽州都督邢国公王君愕,武德之始,率众辕门,授大将军,兼领校尉,薨于驻跸山之战,陪葬昭陵(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0)38。郑仁泰在义旗初奋之世,首参幕府,秦王李世民引为腹心,先后参与平刘武周、宋金刚、王世充、窦建德等,龙朔三年薨于凉州官舍,诏赠使持节代忻朔蔚四州诸军事、代州刺史,陪葬昭陵。47星光聚汉,乐器归周,临济公丘英起,遂谒辕门,仍充义从,后为秦王府僚佐(赵君平等,2012) 139-140。
志盖四杀饰四神,异兽位于志文四侧壸门内,由“四神+十二异兽”组合模式的墓主身份看,显然这是一种更高规格的墓志装饰纹样。
2.异型墓志
在对十二生肖进行类型学研究与时空演变阐述之后,一些异型墓志值得思考。异型墓志以唐河北道地区出土者最多,这与中晚唐后河北地区的特殊地位有关。
河北邢台南宫市出土李佰墓志(805年),志盖四杀为四神纹,四侧每面为两壸门,内为异兽一只,志文四侧各有三小龛,龛内为十二生肖,坐姿,双手怀抱十二生肖于胸前(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4)99。李佰墓志志盖四杀饰四神,志文四侧饰十二生肖的布局见于A型墓志,具体到人首人身、文臣形象、双手合抱生肖的做法则是Bbb型墓志常见。
同时亦可见在志盖四杀书写子丑寅卯等十二地支或鼠牛虎兔等十二汉字,以取代纹饰。陕西礼泉出土大中十年晏曜墓志,志石四侧篆书十二地支,是A型的异型。晏曜任右领军长史,其父、子均为司天台司辰(西安碑林博物馆,2007)785-786,其家族精通天文历算之学。河北雄县卢璲夫人窦氏墓志于志盖四杀书写夜半子、鸡鸣丑等三十六字(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4)88,河北易县尹府君刘氏墓志(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4)95、孙少矩墓志,48于志盖四杀正书十二时汉字,以上三例均是B型的异型。
北京东城出土的任紫宸墓志盖四周刻十二神像,是B型的异型,其中以十一神手执十一畜,而辰神龙在肩上,寅神虎右手执剑,极为罕见,任紫宸本人则与幽州节度使关系密切,不知此神像装饰与任紫宸道门师的身份是否有关。49
西安市长安区出土的崔浩墓志(879年),志盖四杀上部为二十八宿名字,下部饰十二生肖,人首人身,手持笏板,冠上立动物生肖(西安碑林博物馆,2014)669-672。其中十二生肖位于志盖四侧的布局见于B型;十二生肖为人首人身,头冠上立一动物则是源自唐两京地区Abb型的做法。
山西大同出土辽乾亨四年(982年)许从赟墓志,50十二生肖位于志盖四杀的布局见于B型,圆形墓是受河北传统的影响,头冠上立生肖则是源自唐两京地区Abb的做法。
Bb型墓志尚有两例异型,即张免及妻唐氏合袝墓志(张希舜等,1991)174、乾符四年苏全绍墓志,51其十二生肖均是文臣形象,人首人身,双手合拱或手持笏板。
3.兽首人身生肖纹饰的出现
从已公布的唐代墓志材料来看,墓志纹饰中兽首人身十二生肖出现的时间在唐玄宗开元后期,即第三期中Aa型Ⅱ式、Ba型Ⅱ式墓志所见。在第三期时,兽首人身十二生肖纹饰所见较少。此期Aa型Ⅱ式墓志仅见韩忠节、张去逸、桓执珪等3例;Ba型Ⅱ式墓志仅见郭君、张九龄、王徽、董䛒等4例,其中以郭君时代最早。唐代长安地区泥质红陶十二生肖俑,多出土于唐宗室、唐元功臣、龙武军等军队系统或内常侍墓中,52与兽首人身生肖纹饰见于唐元从功臣及其后裔郭君、董䛒等墓志有相似之处。虽然公布的材料中唐代长安地区出土十二生肖陶俑的年代最早者为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孙承嗣与妻高氏合葬墓,53年代略晚于开元二十一年(733年)郭君墓志上的兽首人身十二生肖纹饰,但从十二生肖纹饰的整体发展情况来看,无论是墓志纹饰中的兽首人身十二生肖,还是兽首人身十二生肖陶俑,均当起源于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的长安地区。至于两湖地区出土十二生肖的隋唐墓,如湖南长沙牛角塘墓M1、黄土岭唐墓56长黄M024、长沙咸嘉湖唐墓、湘阴陶知洪墓、湘阴唐墓、岳阳桃花山M4、岳阳桃花山M12、武汉东湖岳家嘴砖室墓、武昌马房山砖室墓,其年代判断有误,多在玄宗开元天宝时期,墓主多为于两湖为官的北方人士,另有专文,次不赘述。54
4.人首人身生肖纹饰的出现
从已公布的唐代墓志材料来看,人首人身十二生肖纹饰最早见于天宝九年(750年)郭文喜墓志,郭氏为云麾将军左龙武军将军,唐元功臣(西安碑林博物馆,2007)473-474,但更多人首人身十二生肖纹饰则见于唐德宗、宪宗以后的墓志。
五、结语
源于古代阴阳历术之学(如《周易·说卦》)的十二生肖,55汉唐以降,以墓志、陶俑与木俑、壁画、铜镜等多种类型的载体出现。在玄宗时代,受佛教影响,十二生肖形象发生重要转变,并逐渐加以制度化,具体言之:
自临淄崔氏墓群北魏晚期墓葬M10出土十二生肖动物俑以来,56北齐武平二年(571年)娄睿墓壁画中的十二生肖,57隋唐时期装饰于墓志上的十二生肖动物纹的大量出现,至晚唐时出现在僖宗靖陵壁画中。58十二生肖的载体虽有变化,但作为传统丧葬文化的因素则一以贯之,体现出丧葬文化的延续性。
在玄宗时期,当“唐代佛教撰述中十二时兽的观念也渐渐与中国传统十二支观念相结合”时,59墓志纹饰中出现了兽首人身十二生肖俑,紧随其后的是开元年间在唐代长安地区出现的泥质红陶十二生肖,出土泥质红陶十二生肖的墓主多为唐元功臣、奉天元从定难功臣等,亦见于龙武军或内侍人员使用,与该群体多崇信佛教有一定联系,60这与以十二生肖装饰墓志的墓主在身份上有共同之处。
十二生肖陶俑、纹饰在盛唐之后的泛滥使用,从上述十二生肖纹饰多见于中晚唐处士等墓志中亦可证明。因十二生肖的泛滥使用,导致李唐政府相继在宪宗元和六年、61武宗会昌元年,62颁布敕令,对官民丧葬礼仪制度进行严厉申定。
附表一北朝至唐Aa型丨式墓
附表二Aa型n式墓
附表三Aba型墓
附表四Abb型墓
附表五Ba型I式墓志
附表六Ba型n式墓
附表七Bb型墓志续表期别墓葬(主）卒、葬年葬地身852北京海淀幽州节度判官兼殿中侍御史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卢龙节度留后营府都督柳城军使平州诸军使平妫等州刺史上柱国（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等，2003)26。周琪856北京丰台故平州刺史卢龙节度留后，夫人刘氏。(1)张建章867北京德胜门幽州卢龙节度押奚契丹两蕃副使摄蓟州刺史。(2)张氏868河北沧县义昌军后院军头口彭城刘元政夫人张氏（中国文物研究所等，2004)|36〇赵从一868北京海淀幽州节度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监察御史上柱国（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等，2003)32。温令绶874北京海淀幽州节度衙前讨击副使太中大夫试殿中监（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等JtXB)34。窦氏879北京海淀高道王尚準夫人窦氏（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等,2003)36。苑弘庆880北京海淀……亲事兵马使充使宅将副将（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等,2003)37。刘钤888北京丰台妫州刺史充清夷军营田等使朝散大夫检校尚书司封郎中摄御史中丞上柱国赐紫金鱼袋。(3)张公唐北京张公之铭盖（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等，2003)39。刘府君唐北京刘府君合拊墓志(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等,2003)M。刘府君唐北京海淀刘府君墓志铭盖(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等,2003)40。纪公唐北京海淀纪公墓铭盖(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等，2003)40。李公唐北京昌平李公墓志盖(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等，2003)41。杨公唐北京房山杨公墓志盖(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等,2003)“。
作者：卢亚辉
原文发表于《古代文明(辑刊)》202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