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上放映了一部叫《中国梵高》的纪录片，主要讲的是农民画工赵小勇一直以复制西方经典油画赚钱，养活一家人。
赵小勇本来是湖南人，初中辍学，为养家糊口，二十多年来临摹了10万张梵高的画，这些画销售到世界各国，他也因此被称为“中国梵高”。在国内，赵小勇的画一幅大约几百元，到国外价格会翻十多倍，达到几千元。纪录片播出后，赵小勇的画价格也变得更高，如今也有了一个家族式的画室，除了临摹，也开始进行自己的创作。
赵小勇的身后，是无数像他这样的画工。深圳有一个大芬油画村。这里是全球最大的油画复制工厂。很多人像流水线的工人那样，临摹西方油画，然后把画销往世界各地。
现代技术可以精确地复制名画，为什么这样的产业还会存在？商品的价值是由其稀缺性或需求决定的，不过成本或人工仍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人工本身是稀缺的，需要花费人工才能获取的资源，成本能反映其稀缺程度。而稀缺资源中，人力成本特别是那些不可用机器替代的人力成本，是持续稀缺的。比如打字机可以替代抄写员，但替代不了作家；洗碗机可以替代洗碗工，但替代不了厨师。
这种人力的稀缺性，在市场中演化，最后就成了“有意识的”让人力替代机器。纯手工的汽车，纯手工的机械表，都因为（需求高因而）成本高变为某种程度上的奢侈品。显然，一张高精度扫描、印刷出来的梵高作品，边际成本极低，挂在家里、办公室，会让人觉得廉价、没有档次。但人手工模仿绘制的梵高作品，因为成本高一些，也不会显得掉档次。
某种程度上，这种过程是“鲍莫尔病”的逆过程。
“鲍莫尔病”是1967年美国经济学家鲍莫尔提出的，他将经济活动分为两个主要部门，以技术进步推动效率提升的制造业部门和技术本身影响力有限的服务业部门，他认为随着技术、经济发展，制造业生产效率提升，产品价格变低，对劳动力的需求变小，但服务业生产效率不会怎么变化，更多的劳动力就会流入服务业部门。
比如同时给100人理发，100年前需要100个Tony老师，如今还是100个Tony老师。但与此同时，这100年间，汽车生产行业则从手工生产飞跃到了全自动生产线，以前需要100个人，现在只需要10个人，甚至1个人。而且随着经济发展，工资增加，人们对外出吃饭、看表演的需求增加了，但由于这些行业生产高度依靠人的劳动，生产效率不高，所以相对的成本就上升了。近几十年，鲍莫尔病在发达国家都出现过，服务业的工资很高，比如，水管工、维修工、服务员、厨师的服务价格与工资一直上涨。但与此同时，汽车、电脑等工业品的价格却是下降的。
而这个过程的逆过程，就是当一个产业因技术进步，提升效率，甚至从服务业部门变成了制造业部门后，这个行业的一小部分，会通过转变产品形态，继续努力留在服务业部门。比如，手表行业，随着技术提升，生产效率提高，甚至被手机取代，但这个行业的一部分，通过“手工”概念激发需求，继续保持较低的生产效率、较高的人工，从而维持高价。
其实，梵高的画乃至印象派的兴起，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这样一个过程，是绘画技能对摄影术的适应。
19世纪初，西方艺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梵高生于1853年，死于1890年，梵高所处的时代，摄影术也已经发明出来有几十年了，处于日趋成熟、实用化的阶段。到了1851年，物理学家马科斯威制作了世界上第一张彩色照片。1866年，德国已经制造出实用的镜头。1888年，美国柯达公司发明了胶卷，以及可以安装这种胶卷的可携带方箱相机。
由于摄影技术的出现，高精度模仿、再现事物，不宜作为绘画艺术与技能的主要目的。艺术创作必须区别于、超脱于摄影技术才能有生存空间。印象派绘画也正在这个时候兴起。印象派兴起于1860年代，兴盛于1870、1880年代，反对因循守旧的古典主义和虚构臆造的浪漫主义，19世纪最后30年，它成为法国艺术的主流，并影响整个西方画坛。当时的画家，在摄影技术阴影下越来越觉得绘画沦为一种程序化的事，失去它的情感和激情，甚至有人提出“绘画已死”。塞尚、高更、梵高三个人为绘画找到了一条出路，他们笔触狂放，大胆用色，不再追求画得像，而是追求通过画画表达自己的情感。他们被称为“现代西方绘画之父”。
当摄影术可以替代画家的时候，画家就开始改变，让自己变得不可替代。正是通过这种变化，画家不再被摄影术威胁，艺术行业也重新定位，继续留在了服务业部门。
从这个意义上，赵小勇以及深圳的临摹行业，维持着人们对纯手工的执念，是整个艺术创作市场的底层逻辑。
（作者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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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远举